夜郎“自大”的千年委屈

admin  2018-06-14 16:57  阅读 1,008 次

说到中国的夜郎,不仅国人家喻户晓,国外了解中国文化历史的文化人,尤其是华人十有八九也熟悉。这是因为成语“夜郎自大”。

相传,汉朝的时候,在西南方有个名叫夜郎的小国家。它虽然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可国土很小,百姓也少,物产更是少得可怜。但是,由于邻近地区以夜郎这个国家最大,从没离开过国家的夜郎国国王,就以为自己统治的国家是全天下最大的国家。

有一天,夜郎国国王与部下巡视国境。他指着前方问道:“这里哪个国家最大呀?”部下们为了迎合国王的心意,于是就说:“当然是我们夜郎国最大啰!”走着走着,国王又抬起头来,望着前方的高山问说:“天底下还有比这座山更高的山吗?”部下们回答说:“天底下没有比这座山更高的山了。”后来,他们来到河边,国王又问:“我认为这可是世界上最长的河川了。”部下们仍然异口同声回答说:“大王说得一点都没错。”从此以后,无知的国王就更相信夜郎是天底下最大的国家。

有一次,汉朝派使者来到夜郎,途中先经过夜郎的邻国滇国。滇王问使者:“汉朝和我的国家比起来哪个大?”使者一听吓了一跳,他没想到这个小国家,竟然无知的自以为能与汉朝相比。同样令他惊讶的是,后来他到了夜郎国,骄傲又无知的国王因为不知道自己统治的国家只和汉朝的一个县差不多大,竟然也不知天高地厚也问使者:“汉朝和我的国家哪个大?”

自此,这个大致起于战国终于西汉成帝年间西南地区小国,就因“夜郎自大”的比喻而为人所知。千百年,人们对那些不知天高地厚、坐井观天、自以为是、孤陋寡闻、妄自尊大的人形容为“夜郎自大”。从此千百年来,夜郎国的后人因为一个成语“夜郎自大”抬不起头来。不过,夜郎真的自大吗?

“夜郎自大”的由头,是从西汉汉王派住探辟西南通住印度道路的使者与滇王的一次拜访交谈引起的。

从《史记》、《后汉书》到《汉书》有关夜郎的最原始资料看,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博望侯张骞从西域归来,对汉武帝说,在印度和其他国家,他见到四川的丝绸以及邛竹杖等来自汉朝西南的物资,得知早在他探辟西域之道之前,西南的民间商贸流通就可以从西南到印度了,而且从西南到西域,“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今四川),身毒国(今印度),道便近,有利无害”。汉武帝想从西南打通通住西域的道路,于是派使者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去西南探辟通往印度的道路。在途经云南时,拜访了当时的滇王,还与西南几个小国的王侯们会晤。因当时道路不畅通,交通不便,各地诸侯分踞一地,不知汉朝有多大的面积,所以滇王问汉使者:“汉与我孰大?”意思是“汉朝与我的国家比起来,哪个大些?”在坐的夜郎及诸者随之亦然。汉朝使者回去后,告诉汉王,说“盛言滇大国,足事亲附”,请天子留意。

夜郎“自大”,冤就冤在它是“替人受过”和清代作家蒲松龄的一个形容句,带给他们的是数百年蒙羞。

夜郎替滇王受过受得冤屈。当时,与汉使者对话询问两国大小的是滇王而不是竹王(夜郎侯)。在二千多年前,既没有飞机,又没有火车、汽车,秦代所修的国道五尺道也没有遍及今日中国大地,从中原通往西南以及西南广大地区,水路是主要的交通工具,再就是马帮山路。所以,不论是滇王还是夜郎,以为自己数千里的领域很大是很自然的。消息不通、视野不开阔而产生的孤陋寡闻,也是可以理解的。退一万步说,向客人问问两国的领域谁的大,以便知己知彼,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何况问话的是滇王而非夜郎侯。

夜郎还冤在“名人”的“错误理解”而引来了成语“夜郎自大”传于后世。

蒲松龄在他的《聊斋志异·绛妃》一文中有这么一段:“驾炮车之狂云,逐以夜郎自大。恃贪狼之逆气,漫以河伯为尊。”《聊斋志异》一直是老少皆娱、雅俗共赏的鬼怪小说,也是中国的经典名著。“夜郎自大”由此而来,也由此家喻户晓。“夜郎自大”虽然是一个非常形象、深刻、生动的成语,这是文学先祖留给后人的文化财富,但就当事人的夜郎来说,明摆着就显得太冤屈了。虽然我们不敢妄加批评文学先祖,但就先祖笔下“夜郎自大”造成的数百年“冤假错案”,现在是该澄清的时候了。其实,如果人们亲自到夜郎之地来体验一下,很容易发现夜郎人虽然聪明,不但不骄傲自大,反而十分的谦让,让人觉得有些“憨态可掬”。

夜郎或称南夷,是汉代西南夷中较大的一个部族。原居地为今贵州西部、北部、云南东北及四川南部部分地区。夜郎立国共三四百年。建夜郎国者究系何族,众说纷纭,主彝、苗、仡佬、布依等族先民者均有之。在古彝文经典《彝族世系》中,有“彝族天生子,多同来抚育”,“多同权威高,多同天宫主”,“祖宗变山竹,山竹即祖宗”等记载。传说,多同亦称金竹公,可见彝族视多同为祖先。今在威宁县出土的汉代陶器上有刻划符号40多个,其中28个一般认为是古彝文。据此可知,在汉代,贵州西部已住有彝族先民,并具较高文化,夜郎国或即为彝族所建。自战国时代以来,夜郎及其附近诸部落便与秦、楚、南越诸地有贸易关系,至西汉成为汉郡县后,日益受到汉文化影响,中原的钢铁制品、手工业品、生产工具与灌溉技术等都很快输入夜郎地区。

夜郎存在于战国、秦汉之际,灭国于西汉末期。秦及汉初,夜郎已进入定居的农业社会。地多雨潦、少牲畜、无蚕桑,与巴、蜀、楚、南越均有经济联系。蜀地的枸酱等土产,常经夜郎运到南越。西汉初,竹王多同兴起于遯水(今贵州北盘江),自立为侯;兵精马壮,傲视四方。建元六年(公元前135),汉武帝派唐蒙出使南越,谕令南越归附汉朝。这是导致夜郎王国倾覆的一次出使。一天,唐蒙在南越喝到蜀地生产的一种叫枸酱的饮料,感觉味道很好,问卖枸酱的商人从什么地方运到南越,商人答说自蜀地经夜郎的牂牁江运到越地。唐蒙听罢,灵机一动,遂向汉武帝建议:招降夜郎,利用夜郎之兵,乘船自牂牁江而下攻击南越。同年,汉武帝命令唐蒙率领军队,带着缯帛和货币至夜郎,招降了夜郎,将其划入犍为郡。公元前28~25年,夜郎王兴与钩町王禹举兵相攻,牂牁太守请发兵诛兴等。但西汉朝廷觉得路途遥远,不便管理,就派太中大夫蜀郡张匡主持调解,夜郎王兴不但不从命,反而雕刻汉吏木像,作为靶子,立道旁射击,表示仇恨。西汉朝廷大怒,认为再调解也无济于事,不若作好进攻准备,等待秋凉。秋天到了,智勇双全的牂牁新太守陈立一举平灭王兴。

事情的结局真的是意外的简单,短短的三年间,夜郎终为汉所灭,时建国已二百余年。在炫目的灿烂之后,夜郎的黄昏传奇般地降临了。

夜郎国的具体位置,史书记载都很简略,只说:“临牂牁江”,其西是滇国。牂牁江是汉代以前的水名,前人根据其向西南通南越国都邑番禺(今广州)的记载,考订为贵州的北盘江和南盘江。所以,多少年来,人们一直认为夜郎在贵州。

不过,也有专家考证,湖南的才是真正的夜郎古国的所在地。新晃侗族自治县位于湖南西部的西陲,隶属湖南怀化市。就新晃版图形状而言,如同湖南的一角衣襟伸于贵州。

新晃侗族自治县有很多的关于古夜郎国、夜郎县的历史记载和文物古遗址。也许是因为“夜郎自大”的名声不好听,夜郎国的后人千百年来一直保持沉默的原因,致使这个史书上有名的夜郎古县到今天无意中才得以发现。

《辞海》、《辞源》的解释是“夜郎汉时是我国西南古国名……古县名。唐贞观五年(631)置,在今湖南新晃侗族自治县境。五代时废。北宋大观二年(1108)复置,宣和二年(1120)又废。”

这就是说,古夜郎从战国至汉代再到北宋时期,曲曲折折走过了一千多年时间,从鼎盛时期的贵州与四川、云南交界之地迁到西南与中南接壤的湘西新晃,也走过了千年的沧桑。古夜郎在新晃建县、废县又复置,前后又经历了500来年的风雨历程。

清代《湖南通志》上说:“潭州,上古之苗国之地,春秋战国属楚”。“苗,自长沙、沅、辰以南,尽夜郎之境有之。”另据(光绪)《晃州厅志·建置沿革》:“晃州,古黔中郡地,楚之上游而沅之北门也,在汉属夜郎国。”《晃州厅志·艺文卷》则说:“清王渔华题竹王庙和梅峄夜郎览古诗……”清代以前,晃县为纪念夜郎王所建的竹王庙,早已成为老县城的一大名胜风景地。《隋书地理志》中也有记载:“唐长安四年,以沅州之夜郎、渭溪二县轩舞州。开元十三年,以舞武声相近,更名鹤州。二十年,又名业州。大历五年,又更名奖州,或为龙溪郡,属江南道,领县二峨山、渭溪。”

在龙景和《晃州历代诗选注》一书中,摘录有民国二十八年(1939)湖南省第十区专员来晃视察撰的一副对联,上书:“黔头楚尾夜郎国;白芷丹砂酒店塘。”

“夜郎”因司马迁的《史记》而名见经传,以后,李白、王昌龄、范晔等许多文人墨客都途经此地,或与友共吟,或遥寄友情,留下千古优美的诗篇和史记。同时,他们所留下的诗句也直接或间接地为新晃的夜郎古国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比如,《送崔参军往龙溪》的仄韵七绝诗:“龙溪只在龙标上,秋月孤山两相向。谴谪离心是丈夫,鸿恩共待春江涨。”

这首诗是唐代诗人王昌龄贬为龙标县尉之后,在龙标(今晃县■水河下游洪江市黔城)送别左迁龙溪(新晃)的崔参军所作。崔参军何许人也?据《新唐书百官志》记载:参军,唐代府、州参佐之类的官员。而龙溪就是新晃今县城重镇,与新晃城对河相望。另据《新唐书地理志》,唐代的龙溪为龙溪郡,隶属奖州(也在新晃),原本■州。长安四年(704)以沅水之夜郎、渭溪二县置。所以王昌龄在送崔参军时,用了“龙溪只在龙标上”,把龙溪和龙标的隶属关系与地理方位一语道清。也给后人提供了寻古的坐标。

王昌龄在这■水与潕水交汇的黔城(龙标)当了九年的县尉,同时也留下许多诗篇。这首《送崔参军往龙溪》,把自己政治上的失意而不失志、视友情为生命的情绪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时也把新晃古夜郎的历史沿革作了艺术的记载,留给后人一笔宝贵的无形资产。

在今洪江市所在地黔城,还有许多纪念王昌龄的名胜古迹呢。如芙蓉楼、送客亭、千年古柏、玉壶亭与玉壶碑、芙蓉池、碑廊、南正街等。

又比如:“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这首诗是李白为诗友王昌龄贬为龙标县尉所写的《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

李白和王昌龄同为唐代著名的诗人。两人出身不同,经历不同,但同为朝廷做过官,先后被朝廷贬发过,与杜甫一道是学艺上的至交。李白听到王昌龄要贬到湘西龙标县去的消息之后,写了“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以寄友情。李白知道湘西龙标(今洪江市黔城)是夜郎之地,是因为他一生中曾多次途经此地。

新晃侗族自治县唐代以前就是夜郎区域,唐贞观八年(634)划为夜郎县时,李白和王昌龄都还没出生。但云南、四川、贵州等西南人通往中原和江南,水路、陆路都要经过此地。李白祖籍在陇西,五岁时,随父迁居四川彰明县的青莲乡,之后自浮洞庭、历襄汉、上庐山,游踪所致,几近半个中国。来来往往,自然要数过晃县之境了。所以,李白听到王昌龄要贬到龙标,就知道他去的地方是夜郎之地。

以上只是摘录了部分有关新晃和古夜郎血缘关系的部分资料,但也足以证明新晃确实是夜郎古国中后期的夜郎国(县),且在境内前前后后、断断续续持续了五百余年历史。这不能说不是一大发现。

一个有偏误的成语,不经意间宣扬了一个古国的历史,在广大民众中恒久延续了一个古代的记忆,也引发了对它的所在地的研究和争论。我们探究夜郎的历史,并不是要扭转人们长久以来对它的固定印象,为它洗刷冤屈,替它翻案。这个没有必要,也是无法改变的。只是历史需要澄清真相,这样才能让后人更加了解历史,让历史的脉络更加清晰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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