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解甲午战争

admin  2018-05-14 11:54  阅读 1,672 次

冀城 撰2002-8-26

一、台湾事件

二、甲申事变

三、军备竞赛

四、东学党之乱

五、中日决裂

六、丰岛海战

七、成欢战役

八、八一宣战

九、决战平壤

十、黄海海战

十一、辽东鏖兵

十二、金旅战役

十三、转战辽南

十四、兵覆威海

十五、最后一搏

十六、马关议和

十七、三国干涉

十八、割让台湾

 

一八九四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以至世界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

甲午战争前,远东地区基本是俄国与英国争霸,中国和倭国的情况虽有不同,但都受到不平等条约的制约。甲午一战,中国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财富大量流出,国势颓微。战争的失败,对中国社会的震动之大,前所未有。一向被中国看不起的“倭寇”竟全歼北洋水师,击溃数十万陆军,索得巨款,割走国土。朝野上下,由此自信心丧失殆尽。清政府的独立财政至此破产。甲午战争前的三十年间,清政府向西方各国借债总额只有四千多万两,战后,清政府为了偿还倭国赔款,先后三次大举借债总计三亿两,而且期限有的长达四十五年,本利合计六亿多两。

甲午战争的胜利,使倭国一跃成为亚洲强国,完全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地位。倭国成为亚洲的暴发户。战争赔款二亿三千万两白银;舰艇、枪炮等战利品价值也有一亿多日元。而当时倭国政府的年度财政收入只有八千万日元。当时的倭国外务大臣高兴地说:“在这笔赔款以前,根本没有料到会有好几亿元,全部收入只有八千万日元。所以,一想到现在有三亿五千万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还是私人都顿觉无比的富裕。”一八九二年,倭国全国有工厂二千七百多间、银行七百家、资本一亿日元;而到一八九六年,工厂增加到七千六百多间、银行一千七百多家、资本三亿八千万元。占领台湾后,倭国在战略上对华东、华南构成了直接威胁,成为进攻中国大陆的跳板。倭国是那样地尝到了战争的甜头,极大地刺激了其扩张的欲望。


一、台湾事件

一八七一年九月,近代中日两国签订了第一个条约《中日修好条约》,其中第一款规定:“嗣后大清国、大倭国国信敦和谊,与天壤无穷。即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俾获永久安全。”这是一个平等的条约。

然而就在条约待批期间,发生了琉球船民遇害事件。一八七一年十二月,琉球船民因风漂流到台湾,其中五十四人被台湾土著杀害,其余十二人由清政府护送回国。当时的琉球是清朝附属国,对此并未提出异议,事件就此平息,倭国政府也不知道。第二年倭国使者到中国换约,从清政府邸报中看到此事,于是一面向本国报告,一面到总理衙门交涉,试探清政府对琉球、台湾的态度。总理衙门回答说:“二岛(指琉球、台湾)俱我属土,属土之人相杀,裁决固在于我。何预贵国事,而烦为过问?”这本来说得很好了,偏又画蛇添足地说:“杀人者皆属生番,故且置之化外,未便穷治。”这下叫倭国抓住个把柄,拿“化外”二字大作文章,说台湾土著的居住地不是中国领土,借口攻打台湾。

一八七四年五月,三千多名日军在台湾琅桥登陆,七月,倭国政府又准备对华宣战。清政府急忙备战,令沈葆桢赴台湾部署防务,先后调集一万多军队到台湾,颇有与日一战的声势。此时倭国看到胜算太小,就派了公使到北京,争取体面地结束战争。

清政府虽然没有把倭国与西方列强同等对待,但是看到倭国的新式陆军战斗力强,海军也拥有两艘铁甲舰,具有一定实力,而当时中国水师都是旧式木船,难以与之匹敌,因而也不愿用武力驱逐日军,也想息事宁人,就表示可以考虑对在台湾“被害之人”酌情“抚恤”。在十月三十一日签订的《北京专约》中,琉球人遇害写成了“倭国国民遇害”,日军进攻台湾写成了“保民义举”,中国以“抚恤”名义,赔偿白银五十万两。《北京专约》为倭国兼并琉球提供了根据,一八七九年四月,倭国占领琉球,更名冲绳县。

 

二、甲申事变

明治维新后,倭国开始加紧发展在朝鲜的势力,并力争通过外交手段,使朝鲜脱离清政府控制,成为“独立国”。一八八四年,倭国趁中国忙于中法战争之际,驻朝公使竹添策动亲日的“开化党”政变,十二月四日一夜间推翻了保守派政权。次日,国王下诏革新政治,建立了开化党政府。保守派连忙请求清军支援,于是,袁世凯以保护朝鲜政府为名,率兵二千声讨乱党,十二月六日攻入王宫。竹添寡不敌众,自焚使馆,连夜潜逃。动乱中开化党首相、大臣及三十多倭国人被杀。这就是“甲申事变”。

倭国政府接竹添急报,立即派外务大臣率大批军队入朝,清政府也派了钦差大臣带了陆军和军舰到朝鲜。对峙中,当时倭国不少人主张趁中法战争之机迅速发动对华战争,但以伊藤博文为首的一派人,考虑到倭国国力,特别是军事力量不足,主张“速节冗费,多建铁路,赶添海军”,积蓄力量,而用外交手段解决目前这场纠纷。

一八八五年春,倭国派伊藤博文为特派全权大使,到中国谈判朝鲜问题。谈判中伊藤每每以回国相要挟,最后李鸿章大怒道:“朝鲜事,中国并未办错,其错处全在竹添;若因此决裂,我惟预备打仗耳!”倭国代表方才有所收敛。尽管如此,纠缠多日后签订的《天津条约》中,倭国仍取得了向朝鲜派兵的权利。

条约签订后,清政府任命袁世凯总领朝鲜事务,加紧控制朝鲜。而倭国则加强经济渗透,并且加紧扩军备战,等待时机。

 

三、军备竞赛

一八七四年的台湾事件,使中日关系进入对立阶段。清政府受到很大刺激,开始认识到倭国将“为中国永久之大患”,“若再不切实筹备,后患不堪设想”,分别任命李鸿章、沈葆桢为北、南洋大臣,筹办海防。李鸿章认为加强海防,除添置炮台、大炮,建立海防要塞外,还需建立铁甲舰为中坚的近代化海军。当时定造一艘铁甲舰需银百万两左右,而当时每年的海防经费仅有七十多万两,虽然到一八七六年加至一百多万两,但左宗棠西征时又花费五千多万两,所以清政府一时无法筹款,只在一八七五年从英国订购了八艘守口炮舰。

一八七九年倭国吞并琉球以后,清政府再次命李鸿章、沈葆桢大办海防,但李鸿章苦于无钱。在他的屡次申请下,朝廷总算下决心拨款购买铁甲舰,但此时英国又因中俄关系紧张,不同意售舰。李鸿章只得向德国订制铁甲巨舰二艘,钢甲巡洋舰一艘,这就是后来的定远、镇远、济远舰。此外,北洋舰队还向英国订制了超勇、扬威两艘快船和另外两艘炮舰。南洋舰队也订购了一艘炮舰、二艘二千吨级的巡洋舰。旅顺基地也从一八八○年开始建设。中国的海军建设出现了一个高潮。

一八八五年朝鲜甲申事变后,清政府再次大受刺激,要求“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清政府采纳了李鸿章等人的建议,于十月设立海军衙门,建立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支舰队,新建和改建沿海炮台,筹办水师学堂。同年,李鸿章又向英国订购致、靖、经、来四艘两千吨级的巡洋舰。到一八八八年,所购各舰先后到齐,北洋海军正式成军。南洋、广东、福建也拥有二千吨级的主力舰四艘、一千吨级战舰七艘。四支舰队共有大小舰船八十多艘,这支庞大的海军居当时世界第四位。此后,清政府停止外购军舰,把海防的重点转向修、扩建沿海新式炮台基地。先后建成了旅顺、大连、威海、大沽、烟台、吴淞、马尾、黄埔等大型海防基地,中国的国防力量因此得到了空前的加强。

在甲午战争前的十多年中,中国凭借大国的实力和洋务派的努力大办水师,仍保持着一定的军事优势。但是,“大治水师”的庞大计划由于得不到切实的财政保证不得不大打折扣。按照李鸿章等人的设想,定远级铁甲巨舰要有八艘,而当时只有二艘;济远级巡洋舰要有十六艘,当时只有五艘。李鸿章、左宗棠等提出的以轻息借洋款、开办银行、机器铸币、加洋税、裁简陆军六至八成等筹款建议都未被清政府采纳。对于那支人数达百万之众、权力分散、每年耗银千万两的旧式陆军,总理衙门只决定裁十分之一二。事实证明,这成了海防近代化的一个巨大累赘,并使近代化的大型海防设施没有巩固的后方和强大的后援。后来旅大、威海的失陷,也都是因陆军不力而造成的,中国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早在一八六八年,明治天皇睦仁登基伊始,即颁行诏书,宣称“开拓万里之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志在向海外扩张。明治维新以后,近代化运动全面展开。在政治上,倭国的帝国宪法于一八九○年开始实施,建立了宪法、内阁、议会等一整套君主立宪制度。在经济上,倭国到一八九四年工业产值已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工厂超过四千间。一八六六至一八七三年间,平均每年工业生产增长达百分之三十二,到一八九四工业资产已超过中国十多倍。在外交上,倭国于一八八八年同墨西哥签定了第一个完全平等的条约,接着又与美国、德国、俄国按照平等原则修改了过去的不平等条约,签定了新约。英国虽没有最后签字,但也大致达成了协议,从而基本上恢复了国家主权。

一八八二年,中日对立随着朝鲜问题的发展而不断升级。倭国对于中国的军备新面貌感到吃惊,倭国参谋本部长山县有朋认为应把假想敌从俄国改为中国,称要与中国“一较强弱”。他在向明治天皇进呈的清军调查报告中指出,清政府正在改革军制,如果仿效欧洲,则平时可征兵四百二十五万,战时可达八百五十万人之多。所以他认为“邻邦之兵备愈强,则本邦之兵备亦更不可懈”。中日两国军备竞赛的气氛浓厚起来。

在中国的军费十分拮据的情况下,倭国不断拨款扩军。一八八五年倭国的军费为一千五百万日元(约相当于一千万两白银),一八八七年增至二千二百万日元,一八九○年后更猛增至四千八百万日元,占整个国家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一八九三年起,明治天皇又决定每年从自己的宫廷经费中拨出三十万元,再从文武百官的薪金中抽出十分之一,补充造船费用。

一八八六年倭国海军开始实施第一期三年造舰计划,一八八八年中国北洋海军正式建军后,明治政府以超过北洋舰队为目标,又提出了庞大的第二期五年造舰计划,并先后向英、法两国购买了六艘大型新式战舰,使海军力量一举超过了北洋舰队。一八九一年,倭国政府更决定拨款五千万元,在九年内建造四艘一万一千吨级的铁甲舰和六艘巡洋舰。一八九二年,倭国提前完成了自一八八五年起的十年扩军计划,到了甲午战争前夕,倭国已经建立了一支总吨位七万二千吨的海军和六万三千名常备兵和二十三万预备兵的陆军。

为了准确地判断两国实力对比和未来战争的胜负,倭国自一八七二年开始向中国派间谍,逐年增加活动。到战争前夕,倭国对于中国的各方面情况已了如指掌。比如,倭国估计当时中国各省防军、练军的步、骑兵为三十四万九千七百人,这与清政府一八九八年统计的各省练、防军为三十六万人相差无几。倭国绘制的东北、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地图,精确到每个村、每条道路甚至水井。倭国通过长期周密的侦察分析,在一八九三年后决心对华开战,这表明中国在与倭国进行长达二十年的近代化竞赛中已经失败。

四、东学党之乱

一八九四年,农历甲午之年,机会终于来了。朝鲜的封建王朝,积弱多年,国家日益贫困,内乱不断,国内政局飘摇,靠清王朝的支持苟安一时。这年二月,“东学道”在南部的全罗道发动了农民起义,星火燎原,势不可当。朝鲜政府几次商议从中国借兵,但顾虑到倭国若借机出兵,局面会难以收拾,所以议而不决。到了六月一日,东学道攻克全罗道的首府全州,军锋直逼汉城,京城震动。六月三日,朝鲜政府终于下决心请求袁世凯出兵。袁世凯接到电文,立即向李鸿章请示派兵。

按照《天津条约》,中国向朝鲜派兵,则倭国也可借机出兵。袁世凯对此不是不知道。但他天真地认为,即使倭国以护卫使馆出兵,也不过数百名士兵而已,不至于引起大麻烦。其实倭国一直密切关注着朝鲜局势的发展。到了六月二日,倭国判断韩王必将向中国求助,连忙派人向袁世凯打探,并表示“我政府必无它意”,极力怂恿袁世凯出兵。当天夜里,倭国外相陆奥宗光在内阁会议上提出,虽然尚不清楚清政府是否派兵,但应作好迅速出兵的准备。会议据此作了出兵的决定。六月五日,倭国内阁通过了关于倭国出兵朝鲜致中国的照会,同一天成立了战时大本营。但在表面上,倭国却不动声色。清朝驻日公使汪凤藻也被蒙蔽,在给清政府的电报中认为,倭国议会正在争执不休,绝无对外生事的可能性。

清政府因而下了出兵的决心。李鸿章当即命令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派济远、扬威二舰开赴仁川口,与先期到达的平远合为一小队,以观形势。自六月六日下午六时起,二千四百六十五名清军分三批渡海,至六月二十五日全部到达朝鲜牙山。又派北洋水师的超勇舰前往牙山保护,恐其力量单薄,又令在仁川港的扬威舰赴牙山,留济远、平远二舰泊仁川港①。

六月三日,袁世凯正式通知倭国驻朝代理公使,朝鲜已正式向清政府请求派兵。六日,汪凤藻根据《天津条约》照会陆奥宗光,告知中国政府应朝鲜政府的请求,按照“我朝保护属邦旧例”,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带兵赴朝鲜剿匪,“一俟事竣,仍即撤回,不再留防”。倭国早对此有准备。第二天,倭国驻中国代理公使即照会总理衙门,声明根据《天津条约》,倭国将出兵朝鲜。同日,倭国外务省照复汪凤藻:“查贵国照会中有‘保护属邦’之语,但帝国政府从未承认朝鲜为中国之属邦。”为“属邦”二字,双方激烈辩论。对此李鸿章态度坚决,电告汪凤藻:“文内‘保护属邦旧例’,前事历历可证,天下各国皆知。倭国即不认朝鲜为中属,而我行我法,未便自乱其例。故不问日之认否,碍难酌改。”

六月七日,清朝驻日公使汪凤藻急电李鸿章,告知大鸟带兵乘军舰八重山赴韩。袁世凯也电告李鸿章:“大鸟来,虑生事”。六月八日,日军开始出动,大和、筑紫、赤城三舰亦泊仁川港,并派出汽艇探测牙山。至十六日,倭国海军共出动了松岛、吉野、千代田、八重山、筑紫、大和、高雄、赤城八艘战舰,载陆军四千人、陆战队五百人入朝,兵力达到赴朝清军的两倍。

六月八日,倭国驻韩代理公使正式通知朝鲜,倭国将派兵。朝鲜外务督办赵秉稷当即强烈要求倭国停止登陆,谈判历经两个多小时,赵秉稷说得舌敝唇焦,一再要求日军停止登陆,日方则断然拒绝,声称:“贵督办虽千言万语重复其不必要,而我政府既认定其为必要,则不能听从尊说。”当天下午,赵秉稷再次正式照会倭国公使,要求停止派兵,结果再次遭到拒绝。六月十日,大鸟率兵入京,朝鲜政府得知后,又赶忙派代表前往劝阻,也被大鸟拒绝。当天午后,大鸟带领海军陆战队四百二十人,野炮四门进入汉城。

东学党人得知了中、日出兵的消息,于是提出十二项停战条件。朝鲜政府见倭国大军入境,知道大麻烦临头,希望早日平定东学党之乱,好让中日两国撤兵。六月十一日朝鲜政府接受了东学党人的条件,签署了停战协定。十二日,东学党人退出了全州②。

朝鲜东学党之乱解救了伊藤内阁。当时由于倭国经济危机,伊藤内阁岌岌可危,正处于要么内阁总辞职,要么解散议会的境地。伊藤博文已决意采取后一手段。清军出动的消息传来,内阁的紧急对策赢得了天皇和议会的认可,国内政治危机因而缓解。

五、中日决裂

六月十一日,大鸟致电外相陆奥,说朝鲜局势已趋平静,出于外交考虑已失去派兵的理由,并于十二日主动拜访袁世凯,开始谈判撤兵。同时,朝鲜政府先后照会了倭国和中国,要求撤军。在各方外交压力下,撤军谈判开始比较顺利。

但倭国政府怎肯轻易放弃这个机会?十三日陆奥复电,指示大鸟设法拖延撤军,等到政府想出对策。因此在十五日继续谈判时,大鸟提出暂缓撤兵的两点理由:第一,派出大批兵力,如果什么也没干就回国,不仅极不体面,而且政府在国内难以交代;第二,不信任中国,怕单方面撤军后受到欺骗。

在此同时,伊藤与陆奥终于商议出了一个对策。十六日陆奥约见汪凤藻,提出两点方案:第一,由中日两国共同出兵镇压叛乱;第二,叛乱平定后,中日两国共同协助朝鲜内政改革。这意味着在今后朝鲜政府中,倭国将与中国取得平等的参政地位。汪凤藻当场拒绝,指出中日都不应该干涉朝鲜事务。李鸿章也指示袁世凯“任他多方恫喝,当据理驳辩勿怖”。十七日李鸿章又在会见倭国驻天津领事时表示“国际事务,本皆依条约及国际公法之规定外无他。倭国与朝鲜缔约时,视朝鲜为独立国家。但此次陆奥氏提出之有关议案,实难以理解其有丝毫道理”,因此“绝不能同意陆奥大臣之设想”,如倭国“欲强遂之,除诉武力外无他”。

李鸿章在与总理衙门商量后,六月二十一日电令汪凤藻照复倭国:“㈠韩乱告平,已不烦中国兵伐剿,两国会剿之说,自无庸议;㈡善后办法,用意虽美,只可由朝鲜自行厘革。中国尚不干预其内政,倭国素认朝鲜自主,尤无干预其内政之权;㈢乱定撤兵,乙酉年两国所定条约俱在,此时无可更议。”理直气壮,义正辞严。

此时的倭国,已不象九年前那样用几句强硬的外交词令就能吓回去的了。进入朝鲜的倭国海、陆军已占了压倒优势,因此倭国也毫不示弱。六月二十一日,倭国御前会议决定继续向朝鲜派出第二批部队,并单独促成朝鲜政府的内政改革。二十二日,倭国照复汪凤藻,强硬地表示:为了保护倭国在朝鲜的利益,防止该国日后的变乱,“我断不能撤现驻朝鲜之兵”。这个照会被倭国人称为“对中国的第一次绝交书”。同日陆奥电告大鸟:“中日两国之冲突,终于达到不可避免之时刻。”

接到倭国政府的“第一次绝交书”后,清政府最高层中主战空气逐渐高涨。光绪皇帝主战最力,政府核心人物户部尚书翁同和、礼部尚书李鸿藻都主张开战。六月二十五日和七月一日,光绪皇帝两次谕李鸿章加紧备战。六月二十九日,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向李鸿章请战:“各舰齐作整备,候陆兵大队调齐,电到即率往,并力拼战,决一雌雄。”

倭国政府在发出“第一次绝交书”后的第二天,又命令大鸟“立即向朝鲜政府提出改革建议,不必顾及朝鲜政府之听从否。”大鸟接到训令后,决定首先向朝鲜政府出示六月六日中国给倭国照会的抄件,问朝鲜是否承认“保护属邦”四字:若朝鲜回答其为主权国家,则迫其接受清兵入境是侵犯朝鲜主权的说法,朝鲜有义务及时将其驱逐出去,若朝鲜无力自行驱逐,则倭国愿以武力相助;若朝鲜承认是中国的“属邦”时,则可指责其违背了日韩友好条约的规定(因为条约中倭国承认朝鲜为独立国),应当为十几年来的欺骗行为向倭国谢罪;又若朝鲜声称虽然自古以来被称为中国“属邦”,但内政、外交完全自主时,倭国则可提出:平定内乱属于内政,指责清兵借“保护邦属”派兵是干涉朝鲜内政。不愧是资深外交家。

这个照会于六月二十八日向朝鲜政府发出,限二十九日前答复。朝鲜一时不知所措,到了二十九日杳无音信。三十日,倭国代表上门催促,朝鲜外务督办赵秉稷无奈回答说:“朝鲜从来就是自主的国家,清国对我作何等称呼,系清国自己所决定,与我国无关。清兵驻在我国内,是应当时我国之邀请而来,故不能予以驱逐。”情急之中,竟巧妙地避开了这个难题。倭国代表一时语塞,只得先回去报告。

在“属邦”问题上碰壁后,七月三日大鸟又向朝鲜外务督办正式提出了内政改革纲领。改革纲领的内容主要是促使朝鲜向现代化制度过渡,并使倭国在朝鲜取得与清朝同等的地位。如果不论其对于朝鲜内政的干涉,若其内容被采纳,对朝鲜应该说是积极的。可是朝鲜政府内保守势力强大,满朝文武对此提案一片反对声,但又不敢明确向倭国提出反对,不得已成立个“改革调查委员会”,企图敷衍了事,蒙混过关。但大鸟立即看穿了这个把戏,在七月十日又向朝鲜“改革调查委员会”提出具体实施方案,限期明确答复,并准备了如果方案被拒绝时应采取的手段。

朝鲜政府受逼不过,七月十四日朝鲜外务督办赵秉稷复函大鸟说,倭国的提案违背日朝之间自主平等的和平原则,如果接受,则各国必定“纷纷恣意提出要求,则有伤朝鲜自主之体面”,还望倭国撤兵为盼。

六月二十二日两国互致态度强硬的照会以后,中日的和谈基本上陷入僵局。在此期间,李鸿章先后于六月二十日、七月一日向俄、英两国请求出面调停,两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都向倭国提出过警告,但倭国早有心理准备,向两国保证中日冲突不会影响他们的利益,又看准了两国又各有自己的小算盘,因而软硬兼施,说如果对方硬要干涉的话,“倭国将不惜举国化为焦土拚死抵抗”。这样,两国对调停就没有了积极性。特别是俄国,刚在新疆吃了苦头,感到有必要利用倭国削弱中国的力量。

当时,李鸿章仍对和平抱有一线希望,并担心“我去兵愈多,彼必愈不肯减退”,所以在行动上犹疑不决。在李鸿章按兵不动的同时,倭国的陆军源源而至,到六月底已达到一万人。对此,英国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代理赫德评论说:“倭国是根本没有什么正义可言的,除非借口代别人打抱不平而自己捡便宜也可以算作正义。正义完全在中国方面。但我不相信单靠正义可以成事,正象我不相信单靠一根筷子可以吃饭一样。我们必须要有第二根筷子——实力。但是,中国人却以为自己有充分的正义,并且希望能够以它来制服倭国的铁拳,这种想法未免太天真了。”

与此期间,在英国主持下,中日之间的谈判形式上还在进行。七月七日、九日,总理衙门与倭国代表小村寿太郎举行了两次会晤,中国坚持两国同时撤军再谈朝鲜问题。小村认为这表明清政府缺乏诚意,愤然离席。陆奥外相得知消息,高兴地说:“该仲裁之失败,令我国在将来之行动上渐得自由,宁可为喜。”与伊藤商量后,陆奥指示小村在七月十四日向清政府提出照会:“近闻驻京英国大臣顾念睦谊,甚愿日清两国言归于好,出力调停等语。但清国政府仍惟主撤兵之言,其于我政府之意毫无可依之情形。推以上所开,总而言之,清国政府有意滋事也。则非好事而何乎?嗣后因此即有不测之变,我政府不任其责!”这个照会被陆奥称为“第二次绝交书”。

倭国发出“第二次绝交书”的第二天,光绪皇帝颁旨命军机大臣及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会商朝鲜问题的对策。在十六日的会议中,翁同禾、李鸿藻主张继续增加军队,而其它大臣持观望态度,所以会议没有结果。光绪知道后大为震怒,严责上次办理失当,此番须加整顿,宣示主战之意,“并传懿旨亦主战”③。根据皇帝的旨意,当天军机处电寄李鸿章一道谕旨:

“现在倭韩情事已将决裂,如势不可挽,朝廷一意主战。李鸿章身膺重寄,熟谙兵事,断不可意存畏葸。著懔遵前旨,将布置进兵一切事宜迅筹复奏。若顾虑不前,徒事延宕,驯致贻误事机,定惟该大臣是问!”

李鸿章接到圣旨后,开始准备增兵。同日复奏增兵计划:总兵卫汝贵率盛军马步六千人由陆路向平壤进发;马玉昆统毅军二千,由海路进军义州④;与盛京将军左宝贵商量派马步八个营进平壤,会合各军,增援汉城。同时与叶志超商量是否由海路移师平壤,以集中兵力。若叶同意,则派丁汝昌带一部分海军战舰到朝鲜海面策应。

在此关键时刻,七月十六日,英国和倭国间拖延了五年之久的《日英通商航海条约》在伦敦正式签订。这个条约废除了英国以往在倭国的特权,承认倭国的平等地位。这使倭国摆脱了最后一个不平等条约的束缚。这件事明确地表明了英国对倭国的支持。英国外相在签字仪式上说:“这个条约对倭国来说,比打败了清国大军还更为有利。”虽然英国担心倭国对中国的战争会影响其在中国的既得利益,但因为当时在远东,英、俄是最大的竞争对手,两国都不愿把倭国逼到对方一边。所以,尽管他们开始都告诫倭国,到后来反而争着讨好起倭国来。到七月二十三日,英国见倭国发动战争决心已定,无法挽回,就向倭国政府提出如下要求:“中国之上海为英国利益之中心,故欲倭国政府承认不在该港及其附近为战争的运动。”意思就是说,只要不在上海及附近发动战争,英国就不会干涉了。

倭国政府因此倍受鼓舞。第二天,战时大本营召开第一次御前会议,通过了向中国开战的决议。十九日,海军舰队改编为战时编制:合并常备舰队、西海舰队及其它舰只,编入联合舰队,任命海军中将伊东佑亨为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命其控制朝鲜西岸海面。海军大臣桦山资纪又提出,若发现清国舰队或是增援部队时,倭国舰队立即开战,在外交上有无困难,陆奥果断地答称:“作为外交上的程序,没有什么问题。”

也是在七月十九日,倭国政府通过英国驻日公使转告清政府,如果中国派兵增援驻朝军队,应视为对倭国表示敌意的行动。大鸟接到陆奥的电训,立即于当天向朝鲜政府提出四项强烈要求:

一、由倭国自己动手架设汉城至釜山间军用电话线;
二、根据日朝条约,朝鲜立即为日军建造兵营;
三、驻牙山清军师出无名,应迅速令其撤退;
四、废除中朝之间一切与朝鲜独立相抵触的条约和协定。

当天夜里,清政府驻朝鲜通商交涉大臣袁世凯见大局已不可挽回,悄然回国。后事留给驻汉城代办唐绍仪。

第二天,大鸟再次向朝鲜政府提出通牒,限令“二十二日止予以确复,倘贵政府拖延示复,则本公使自有所决意从事”。当天半夜,大鸟再次发出照会,说中朝间一切条约均与倭国国的平等地位冲突,必须加以废除。可怜朝鲜政府接到通牒,惊恐不知所措。拖延到二十二日,勉强复照推托说:“清兵久在境内,实因我国请援而来,南匪稍平之后,已屡请其撤回而未即退,亦如贵兵之今尚住留也。方更要唐代办转请中国政府从速退兵。”大鸟接到复照,大发雷霆,立即发出最后通牒,说“贵政府如不予以满意之回答,则为保护我权利,或须用兵也未可知”。同时与大岛旅团长约定,于二十三日调日军入汉城,并决定无论朝鲜政府如何回答或是不回答,都要举事。

七月二十三日凌晨,日军按计划进入汉城,一路鸣枪放炮。大鸟亲率一个联队包围了王宫。守卫王宫的朝鲜士兵寡不敌众,被日军攻破。日军掳走国王,成立了亲日政府。二十五日,朝鲜政府宣布废除以前同清政府缔结的一切条约,并授权日军驱逐在朝清军。至此,倭国终于具备了开战的所有条件。

六、丰岛海战

七月十六日李鸿章提出的增兵计划,在取得了各方协调之后开始实施。不过驻朝清军因叶志超怕海路不安全,陆路又怕兵力单薄,通不过驻汉城的日军防线,所以一直停留在牙山一线,没有向平壤收缩。

朝鲜陆路多山,道路崎岖,进兵迟缓;而从北洋军队的大本营天津出发,由海路进军则非常快捷。所以,增援的路线采用了两条海路:一是由天津渡海,在鸭绿江口的大东沟登陆,再由陆路驰援平壤;另一路由天津登船,到牙山登陆,增援叶志超部。第一条路较为靠近本土,路程也短,所以比较安全;而第二条路,要经过日军重兵驻扎的仁川一带,虽然中日尚未开战,但也不可不防,所以决定租用英国商船运兵,并派军舰护航。

七月二十一日,总兵卫汝贵率盛军六个营、提督马玉昆率毅军二千名,由大沽口乘船,到鸭绿江口的大东沟,登陆后直奔平壤。

同时,选派总兵江自康所部及天津练军共二千五百人,增援牙山叶志超部。雇用英轮高升、爱仁、飞鲸三船运兵,并从威海的北洋水师基地派济远、广乙二舰护航。三船分批由塘沽出发:爱仁二十一日下午开,飞鲸二十二日傍晚开,高升二十三日早晨开。三船载兵情况如下:

爱仁,载兵一千名,长夫等一百五十名,大炮二门;
飞鲸,载兵四百名,马夫、长夫、营帐等近三百名,马四十七匹,另载粮饷、炮械、帐房等物资;
高升,载兵九百三十五名,营哨官十六名,营务处、文案、军械、管帐、长夫等一百六十五人,另载山炮四门、半炮四门。船长以下中外工作人员七十四人。

清军运兵船的出发时间,早有倭国侦探报知本国。日军大本营获得北洋军队将赴牙山的情报后,于七月二十二日向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佑亨秘密下达了作战命令,令舰队到朝鲜海面伺机袭击。当天上午十一时,伊东召集舰长会议,会上决定编队如下:

第一游击队:吉野(常备舰队旗舰)、秋津洲、浪速;
第二游击队:葛城(西海舰队旗舰)、天龙、高雄、大和;
本队:
第一小队:松岛(联合舰队旗舰)、千代田、高千穗;
第二小队:桥立、筑紫、严岛;
鱼雷舰队:
母舰:比睿;
鱼雷艇:山鹰、七号艇、十二号艇、十三号艇、二十二号艇、二十三号艇;
护卫舰:爱宕、摩耶。

七月二十三日上午十一时,倭国联合舰队从佐世保港出发。第一游击队先发,次为本队,再次为第二游击队、鱼雷舰队、护卫舰等。舰队离港时,海军大臣桦山资纪乘船亲自为舰队送行,他的船上高挂“发扬帝国海军荣誉”的信号旗。第一游击队旗舰吉野答以“完全准备就绪”;联合舰队旗舰松岛答以“坚决发扬帝国海军荣誉”;第二游击队旗舰葛城答以“待我凯旋归来”;护卫舰先头舰爱宕则答以“永远谨志不忘”。下午四时许,舰队全部离港。

二十二日早晨,丁汝昌命济远、广乙、威远三舰由威海出发,护卫爱仁等运兵船到牙山,舰队以副将方伯谦为队长。二十三日,舰队抵达牙山。次日早晨爱仁进港,军队开始登陆。七时许,仅用了一个小时,两营士兵及弹药器械全部登岸。爱仁随即出牙山口返航。同日下午二时,飞鲸来到。因为飞鲸载有大量锱重,卸货较慢。到下午五时半,舰队得到报告:日韩已经开战,倭国大队军舰第二天就到。方伯谦见事情紧急,考虑到威远是木船,行动迟缓,不能承受炮火,万一开战,白白损失一船,就令威远于当天先行离开牙山。到二十五日早晨四时,大部分兵马器械已登陆,方伯谦考虑区区二舰决不是倭国主力舰队的对手,于是不敢耽搁,率济远、广乙返航。

在威海临行前,广乙管带⑤林国祥曾请示丁汝昌:“若日船首先开炮,我等当如何应敌?”丁汝昌根据李鸿章“如倭先开炮,我不得不应”的指示精神,回答说:“两国既未言明开战,岂有冒昧从事之理?若果倭船首先开炮,尔等亦岂有束手待毙之理?纵兵回击可也。”二十五日晨二舰起锚,鱼贯开出牙山口。七时许,看见三艘日舰驶来,清军将领推断倭国必定求战,立即命令站炮位,准备御敌。

倭国海军第一游击队吉野、浪速、秋津洲三舰于早晨六时半也到达牙山湾外丰岛西南。是日,晴朗无云,遥见丰岛方向有两舰喷烟而来,随即判断为军舰,常备舰队司令坪井航三下达了准备战斗的命令,以十五节的速度向目标接近。七时二十分,看清迎面而来的是北洋海军的济远和广乙,坪井航三随即下达了战斗命令。

当时中日双方参战的军舰情况如下:

舰名   排水量   马力  速度(节) 火炮  乘员 制地 下水年代

济远  2300  2800 15.0  23 202 德  1883
广乙  1030  2400 15.0   9 110 闽局 1890

吉野  4225 15968 22.5  34 385 英  1892
浪速  3709  7328 18.0  20 357 英  1885
秋津洲 3150  8400 19.0  32 311 日  1892

比较之下,日军的优势实在太明显了。

中日之战,始于丰岛海战,中日两国历史学者均持此说。关键在于,谁先开的第一炮?倭国海军司令部《明治二十七八年海战史》的记载是:“七时五十二分,彼我相距约三千米之距离,济远首先向我开炮。旗舰吉野立即应战,以左舷炮向济远轰击。”史书多从七时五十二分开战说。而《济远航海日志》记载:“(七时)四十五分,倭三舰同放真弹子,轰击我船,我船即刻还炮。”究竟事实如何,读者或许能够做出自己的判断。

速射炮的发射速度为克虏伯炮的五至十倍。日舰炮火极猛,济远、广乙在弹雨中仍苦战不已。八时二十分,济远发出的十五公分炮弹,击中吉野右舷,击毁几艘舢板,又击穿钢板,损坏其发电机,再转入机器间,但炮弹没有爆炸,吉野幸免于沉没。事后日军拆开炮弹,发现里面没装炸药。浪速左舷尾也被济远击中,海图室被炸毁。

由于广乙排水量小、火力弱,在浪速和秋津洲的合击下受伤严重,炮战四十多分钟后,死伤已达七八十人。见难以支撑,转舵向东走避。浪速在一片欢呼声中尾追,被广乙回击一炮,弹穿浪速左舷钢甲板,将锚机击碎。坪井航三见广乙舰体已毁,命停止追击,而以三舰合击济远,广乙得以逃脱,但后来却撞入朝鲜西海岸搁浅,后自凿锅炉焚毁。

八时半,广乙驶离济远,而济远也有五十七人死伤,更受三舰合攻,势难抵挡,便全速向西驶避。日舰在后猛追,济远见敌舰渐近,挂出白旗,然犹疾驶不已。浪速追到三千米处时,以舰首炮猛击。济远在白旗之下又加挂倭国海军旗,浪速挂出信号:“立即停轮,否则炮击!”两舰相距只有二千七百米了,济远不得已发出停轮信号。浪速正要驶近,忽见高升、操江从旁驶过,又去命令停船,济远乘机全速驶离。后面的吉野则去追济远,两船航速相差近八节。十二时半,吉野追近至二千米时,以右舷炮猛击。在此紧要关头,济远以十五公分尾炮还击,连发四炮:第一炮命中舵楼,第二炮命中船头,第三炮未中,第四炮命中船身要害处。吉野受伤,舰头立时低俯,不敢停留,转头驶离。济远带伤驶回威海卫修整。

前面提到,高升是第三艘英国运兵船,按照前述计划从塘沽起航,而操江是北洋舰队的运输船,从威海出发,装载文件、武器和饷银前往牙山。途中两船不期而遇,于是同行。两船驶近丰岛时,正遇上济远驶离。吉野去追击济远,秋津洲责令操江停船,浪速则命令高升停船。

操江是一旧式木船,舰龄已有二十年,航速只有八节,船上五门旧炮火力甚弱,所以改为运输船。船上官兵,管带王永发以下共八十二人。王永发见前面高升被拦住,知道事情不好,连忙转舵西驶。下午二时许,秋津洲逼近,挂出停驶信号,并发出一枚十二公分炮弹以示警告。王永发见情况紧急,慌乱间六神无主,准备自尽,被船上丹麦籍职员劝住。王永发便挂起白旗,又加挂倭国国旗表示投降。操江后被解往佐世保港,船上二十万两饷银、二十门大炮、步枪三千支和大批弹药悉数为日方所得。被俘的清军官兵在战后遣返回国。

再说高升号。上午九时,浪速看见一悬挂英国旗的英国船驶来,断定船内必定有中国军队,于是命令停船,英国船长被迫停驶。十点左右,浪速派代表乘一小艇登船,检查商船的执照。英国船长出示执照并提请倭国人注意是英国商船,但倭国代表不予理会,反问英国船长:“高升要跟浪速去,同意吗?”英国船长答道:“如果命令跟着走,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抗议下服从。”于是倭国代表回去后,浪速再次挂出信号:“立刻起锚或者斩断缆绳,随我前进!”英国船长正准备遵命,船上许多清军将士攘臂而起,全船骚动。船上清兵帮带高继善对大家说:“我辈同舟共命,不可为日兵辱!”他拔刀冲向船长大喝:“敢有降倭国者,当污我刀!”大家齐声响应,一船鼎沸。因语言不通,高继善通过翻译告诉船长:“宁愿死,决不服从倭国人的命令!”船长则试图说服清军将士投降,于是船上展开了一场辩论:

船长:“抵抗是无用的,一颗炮弹就能在短时间内使船沉没。”
帮带:“我们宁死不当俘虏!”
船长:“请再考虑,投降实为上策。”
帮带:“除非倭国人同意我们退回大沽口,否则拼死一战,决不投降!”
船长:“倘使你们决计要打,外国船员必须离船。”

清兵不同意,把他看管起来,并看守了船上所有的吊艇,不准任何人离船。英国船长要求发信号请浪速再派人来,以便通知船上发生的情况。于是倭国代表又乘小艇靠近高升轮。翻译对日军代表说:“船长已失去自由,不能服从你们的命令,船上的士兵不许他这样做。”船长说:“请带信给舰长,说华人拒绝高升船当俘虏,坚持退回大沽口。”他还指出,高升是一艘英国商船,而且离开中国海港时尚未宣战;即使现在已经宣战,这个要求也是合理的。倭国代表含糊其辞,驾艇回去了。

这时已经是十二时半,交涉已历经了近三个小时。浪速挂出信号:“欧洲人立刻离船!”可是清兵不许放船,英国船长用信号告诉浪速:“不准我们离船,请再派一小船来。”浪速回答:“不能再派小船。”并向前开动,绕高升号一周,停在一百五十米开外。下午一时,浪速突然发射一枚鱼雷,但没有命中,又用六门右舷炮轰击。十五六响后,高升开始下沉。船上官兵在炮火下用步枪还击,直至船身完全沉没。浪速对落水的士兵继续开炮射击。

高升沉没后,法舰利安门号从桅杆上救出四十四人,德舰伊力达斯号救出一百一十八人,英舰播布斯号救出八十七人;浪速在高升沉没后救起船长、大副和另外一名英国水手,同时俘获两名清军士兵;德国人、北洋水师总教习汉纳根自己游到了岸上;另有两名清军士兵游到附近孤岛上,四十余日后遇救。其余八百七十一名清军官兵及六十二名中外船员全部遇难。

高升号被击沉的消息传出后,英国舆论大哗。英国驻日公使向倭国外务省提出严重抗议,指出在中日两国尚未宣战的情况下,无故击沉中立国商船,是粗暴地违反国际法。陆奥接到报告后,怕引起英国干涉,连忙下令调查,并向英国方面赔礼道歉,同时优待英国船长、船员以博得好感。八月八日,倭国复照英国外交大臣说:“我能给予英国政府关于我国政府之忠实希望及保证:一旦证明倭国海军军官之行动是违约的,倭国政府将尽力给予一切赔偿。”后来,随着倭国在军事上的节节胜利,英国考虑“不欲多事,得罪强者”,又从利用倭国抵制俄国的大方针出发,不愿为了一艘小小的商船引起冲突,所以渐渐地不再坚持赔款和道歉。后来上海的英国海事仲裁也做出了有利于倭国的判决,认为倭国军舰有权击沉高升轮,于是英、日两国达成谅解。

七、成欢战役

丰岛海战打响的当天,倭国陆军混成旅一部约四千人,也由汉城出发,南下进攻牙山清军。牙山清军本来只有二千多人,二十四日援军登陆后,总兵力达到三千八百八十人。但牙山地势不利于防守,故分出一队二千人,由太原总兵聂士成率领,进驻东北二十公里处的成欢布防。

二十九日凌晨,南下日军在安城渡遭到前沿清军的伏击,伤亡颇重。但由于日军人数众多,激战二小时终于突破清军前沿,清晨五时开始进攻设在成欢的主防线。日军看到聂士成将炮兵主力布置在左翼,而右翼阵地未配备大炮,兵力薄弱,于是以一队佯攻清军左翼,而集中八门大炮猛攻右翼。双方激战二小时,清军右翼失守。日军两路夹攻,聂士成终于不支,率众突围,向南与叶志超部会合。聂、叶合军后,考虑到牙山不利防守,乃主动退出,并准备在当夜偷袭日营。哪知日军早已料到清军在牙山驻守多日,大量锱重不可能走远,便命令戒备。果然当清军夜袭时,日军早有防备,清军受挫而退,丢下大量武器弹药。聂、叶主力绕道朝鲜东海岸,行程两千多里,历时二十多天到达平壤,与左保贵、马玉昆、卫汝贵诸军会合。

成欢、牙山之战清军共伤亡二百多人,日军伤亡八十多人。战斗规模不大,但影响不小。因为此后朝鲜南部全部为日军控制,并切断了中国到达朝鲜西海岸的航道,日军可以专心北顾,解除了来自海上和南部的后顾之忧。陆奥宗光说:“牙山战捷的结果,汉城附近已无中国军队的踪影,朝鲜政府完全掌握在我帝国之手中等喜讯,立时传遍全国。从前那些应否以强硬手段迫使朝鲜改革,以及高谈我军先攻中国军队的得失等议论,已被全国城乡到处飘扬的太阳旗和庆祝帝国胜利的欢呼所淹没。”八月五日,进攻牙山的混成旅团返回汉城,大鸟圭介在汉城南郊扎凯旋门,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混成旅团经过凯旋门时,打出一面白旗,上写“成欢之战利品”和“清兵大败之证”两行大字。

八、八一宣战

在得知日军围韩宫拘王及丰岛海战的消息后,七月二十八日,李鸿章致电总理衙门,明确表示了与倭国决裂的姿态,同时着手进行备战。在短短的几天内,他主要抓了四件事:第一,严催朝鲜北路进兵。清军终于抢先进驻平壤,并集结了一万多人的军队,在战略上意义重大;第二,国内禁止拍发密电。这样,日谍只能用明码传递情报,易被识破;第三,建议总理衙门严查间谍。此后,沿海各省都加强了防范,并破获了几起重大日谍案件;第四,采纳丁汝昌建议,在威海口增添挡雷铁链和木桩,以防倭国鱼雷艇偷袭。

七月二十九日,军机处令李鸿章转电汪凤藻:“倭国击我兵船,业已绝好开衅。出使倭国大臣汪凤藻应立即撤令回国。”三十日,总理衙门照会各国驻华公使馆、领事馆,指出倭国首先挑战。当天,朝廷下谕撤回所有驻日使馆、领事署,同时经美国政府同意,委托美国政府代为保护居住于倭国侨民的合法利益。三十一日,总理衙门照会倭国驻华临时代办小村寿太郎:“倭先开衅,致废修好之约,此后与彼无可商之事。殊为可惜!”并对其下了逐客令。

同一天,倭国外务大臣陆奥宗光也向驻东京各国公使发出通告:“帝国政府为使日清之间之争议合理解决,并使彼此关系永远协调,虽曾使用各种光明正大之手段,迄今显然未奏其效。为解决此事,本大臣荣幸地通知阁下:帝国与清国现进入战争状态。”

八月一日,清政府正式下诏宣战。同一天,明治天皇睦仁也下诏对中国正式宣战。

八月三日,清朝总理衙门向各国公使馆致送保护各国商民教士的照会,称:“现与中国寻衅者只倭国一国,此外有约各国悉皆交好如常。”倭国政府也要求美国政府保护中国境内倭国侨民的安全,四日,总理衙门复照美国公使,同意保护中国境内的倭国公民免受凌辱。随后,欧美各主要国家,除俄国外,都先后声明局外中立。

八月一日正式宣战后,中日两国都制定了相应的作战计划。清政府的作战计划可归结为两点:㈠以北洋海军扼守渤海湾口,并掩护陆军进驻朝鲜;㈡集结陆军于平壤,再南下进攻倭国陆军。

八月五日,倭国战时大本营制订出“作战大方针”,其大体要点是:

这次战争的目标,是最后在直隶(河北)平原同清军主力决战,打败清军,迫其投降。上述目标能否实现,关键在海军作战之胜负。预计到中国拥有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支舰队,吨位、兵力都超过倭国,海战胜负难以预料,因此设计了三种作战方案:甲案,海战胜利,夺得制海权,立即由渤海湾输送陆军,在直隶平原寻求与清军主力决战;乙案,海战胜负不分,则派陆军击退在朝鲜之清军,实现扶植朝鲜独立之目的;丙案,海战失败,制海权被中国夺得,则尽可能增派陆军加强在朝鲜的防御,击退清军的进攻。

根据后来的情况发展,日军大本营实际上执行的是乙案。

 

九、决战平壤

平壤之战,是甲午战争期间中日两国陆军的一次决战。从中国方面来说,早在两个月前就已经开始为这次决战进行准备了。在清朝廷和李鸿章的严令下,卫汝贵、马玉昆、左宝贵、丰开阿四路大军,三十二营编制,共计一万三千五百人,从七月二十一日开始启程入朝。

七月底,日军已开抵大同江口,开始派出小队的探兵前往平壤。最先入朝盛军统帅卫汝贵见情况紧急,全队开拔已赶不上,便火速派遣前哨官带领亲兵马队先行,于七月三十一日抵达平壤。当日,日军破坏了电报局后匆忙撤走。盛军先头部队把大同江上小船都收至北岸,并与朝鲜兵连夜守城,鸣枪惊退偷袭的日军。

八月四日至九日,四路大军先后开进平壤。从牙山撤回的叶志超、聂士成部,也分别在八月二十一日和二十八日抵达平壤。至此,清军已集结了北洋陆军为主的部队一万五、六千人,人数上超过了日军。朝廷命诸军星夜前进,直抵汉城。但李鸿章看到陆军实力有限,进攻没有把握,便提出“先守定局,再图进取”,并要求再集兵三万,稳固后路,然后分兵南下。朝廷同意增兵,但仍坚持进兵汉城。此时北洋陆军已调走一半,不能再抽,于是清政府下令奉(天)、晋、豫、鄂、湘诸军抽调军队入朝,但各省行动缓慢,至九月十三日,除总兵吕本元率马队两营驰抵义州外,其余没有一军渡过鸭绿江。这样,平壤诸军无法出击,只能据守了。

当清军在攻守之间踌躇时,日军也按照大本营的计划,加紧向朝鲜增援,目标是把清军驱逐出朝鲜境外。八月下旬,第五师团在朝鲜集结完毕,兵力再次超过清军。九月上旬,第三师团的一半兵力进入朝鲜,与第五师团组成第一军,由陆军大将山县有朋任司令官,兵力达到一万九千六百人。此时,日军重兵集结,而由于朝鲜老百姓对日军的抵制,日军的补给极其困难,不利于持久作战。同时考虑到抑制国内滋长的厌战情绪,以及避免给西方列国的干涉留下空间,都要求立即发动这次战役,而不能等到布署完毕的时候再进行。而且,清军也在不断增援,待其防御加强后进攻会更加困难。因此,先到汉城的第五师团长野津决定不等第三师团开到,就以所部一万六千人强攻平壤,并决定以九月十五日为期发动总攻,各部队必须按时到达指定位置。

九月八日,为了便于指挥作战,倭国政府把大本营由东京移到广岛。十二日,倭国第一军司令山县有朋大将到达朝鲜仁川,指挥平壤战役。他对麾下将士训示道:“万一战局极端困难,也绝不为敌人所生擒,宁可清白一死,以示倭国男儿之气节,保全倭国男儿之名誉。”十五日,天皇睦仁到达广岛,亲自指挥对华作战。

九月初,日军分四路向平壤运动,十二日以后陆续到达平壤,十五日完成了对平壤的包围。进攻平壤的倭国陆军共计一万六千多人,山炮四十四门。

日军进军平壤,李鸿章不敢怠慢,急电叶志超及诸将加强防守。叶志超见后援迟迟不到,恐后路被日军自海上登陆所断,遂分兵数千驻扎在安州、肃州和义州。这样,驻守平壤城内外的清军只有约九千五百人,山炮、野炮和机关炮三十八门。至九月十三日,防御部署大体就绪。

九月十二日,日军进攻牙山的混成旅团,在大岛义昌率领下,进至大同江边,试图渡江。清军发炮轰击,日军前卫被迫后退。于是日军分成左右两翼,配备大炮二十门。双方首先展开了激烈的炮战,十时,日军在炮火的掩护下,向清军堡垒发起冲锋,毅军、盛军士兵顽强抵御,大同江北岸的清军炮兵也发炮支援,日军被击退。十三日下午,双方又炮战许久,日军仍未能渡江。随后,其它三路日军也先后按计划到达指定位置,与清军防守阵地对峙。

十五日凌晨,日军按计划对平壤开始了总攻,战役首先由大岛率领的混成旅团在平壤南战场展开。大岛因成欢之战的胜利,颇有些轻敌骄傲,急于建功。他在十四日许愿说“本旅团将以明日午前八时前后攻陷平壤,共握手于城中,以祝万岁”。凌晨四时许,当日军前队进至大同江南岸、船桥里的清军桥头堡附近时,担任警卫的清兵鸣枪示警。于是,双方枪炮齐鸣,平壤之战打响了。

参加船桥里之战的日军,有两个步兵联队和一个炮兵联队,共三千六百人;清军是马玉昆指挥的毅军和卫汝贵指挥的盛军各一个营,共二千人。是时,日军集中兵力进攻船桥里的三个桥头堡,大小火炮不间断地猛烈轰击清军堡垒,大同江北岸的清军也连连发炮还击。据桥本海关的《清日战争实记》记载:“大小炮弹连发如雨,炮声隆隆震天撼地,硝烟如云涌起,遮于面前。在如此激烈的炮击下,原以为敌兵会立即溃散。然而,我军前进一步,敌军亦前进一步,彼此步步相互接近。此时,除使炮击更加猛烈外,亦别无他顾。战争愈来愈激烈,乾坤似将为之崩裂。……日军将领早即闻马玉昆骠悍之名,今日始知果不虚传。”

不久,东方渐白。卫汝贵从大同江北岸了望,见日军所在不占地利,于是亲率盛军传字正营二百人过江作战。清军还不断通过船桥向江南堡垒运送弹药。日军缺乏隐蔽物而强行接近桥头堡,完全暴露在清军枪口下,伤亡甚众,弹药殆尽,士气低落。清军在船桥里的反攻战,在马玉昆和卫汝贵的指挥下,一直进行到午后。下午二时半,大岛见弹药用尽,而且部队全天未进餐,便下令停止射击,撤离战场,清军也没有追击。这次战斗,日军将校以下战死伤四百三十名,旅团长大岛少将也受了伤,无功而返。

同一天,平壤西战场的战斗在上午八时许开始打响。日军第五师团主力共五千四百余人,由师团长野津道贯中将指挥,在大同江上游渡江后,到达城西的普通江。盛军、芦榆防军依据堡垒,与之枪炮对射,日军受阻。清军见状,派出骑兵出城反攻,日军占据有利地形,炮、步兵配合射击,清兵纷纷落马。清军又组织第二次骑兵出击,仍然伤亡严重。清军见出战不利,便据堡垒固守,日军亦不敢渡江,两军休战,以待明日。

平壤北战场是日军进攻平壤的主攻方向,日军在此集结了总兵力的将近一半,包括两个支队,共七千八百人。按预定计划,两支队于十五日拂晓分成东西两路向玄武门外的清军展开了钳形攻势。守卫在平壤城玄武门外的清军,一是左宝贵率领的奉军三个营,守卫玄武门、牡丹台及城外堡垒,计一千五百人;一是江自康率领的仁字两营四哨,守卫在箕子陵一带,计一千四百人。攻守双方的兵力相差二·七倍。日军素闻左宝贵骁勇,知宝贵不死,平壤不可得,于是集中两个支队的主力专攻奉军设在城外的内外重三垒。守卫的奉军兵力不到其五分之一。

清晨五时正,日军支队长下令发射进攻平壤城北的第一炮,清军堡垒寂静不应。日军进至堡垒附近低地时,清军的毛瑟十三连发枪突然齐射,飞弹如猛雨骤至。日军支队长正指挥间,忽有一弹飞来,击中前额。因射程太远,弹力已衰,幸免于丧命。日军势将不支时,山炮阵地连放榴霰弹,不断命中清军阵地,清兵死伤众多。日军趁势攻入外重堡垒之东垒,双方展开肉搏,堡垒中五十余清兵全部战死阵地。七时半,日军终于占领此垒。

日军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向奉军其余堡垒不断发起进攻。奉军虽顽强抵抗,但仅配备了三门野炮、一门速射炮,在日军的十二门山炮轰击下,寡不敌众。上午八时,清军的城外堡垒全部丢失。日军重新部署兵力,分三路进而攻击牡丹台。牡丹台虽然配备有野炮、速射炮和七连发步枪,火力较强,但日军的炮兵集中火力猛轰,摧毁了清军速射炮及掩蔽墙,清兵多被杀伤。日军步兵乘势蚁附而上,牡丹台守军终于不支。八时半,日军攻上牡丹台后,把炮兵移到台上,对玄武门和全城构成了极大威胁。

左宝贵当时正在玄武门上督战,见牡丹台失守,知势不可挽,誓以死当之。他换上御赐朝服,亲燃大炮,连发三十六颗。日军的三次进攻都被清兵打退。激战中,左宝贵两处中弹,仍然裹伤指挥,又被日军榴霰弹击中当胸而亡。战后光绪皇帝作《御制祭文》悼曰:“方当转战无前,大军云集;何意出师未捷,上将星沉。喑鸣之壮气不消,仓猝而雄躯遽殉。”

日军虽然攻占了牡丹台和玄武门,但仍被阻于内城之外,无力继续进攻,当天结束战斗。而在平壤西、南两处的进攻更是连连受挫。此日之战,日兵死伤七百多人,清兵伤亡人数少于日军。日军所带的弹药、口粮都已用尽,在平壤城外冒雨露宿,处境极为艰难。

作为清军统帅的叶志超,在此关键时刻却没有看到这些有利因素,他只看到玄武门的失守和奉军统帅左宝贵的战死,因而丧失了抵抗信心。当晚,他召集各统领商议放弃平壤,撤军至鸭绿江设防。诸将中只有马玉昆提出反对,叶志超不听,于是下令部队撤离平壤。

当夜八时,清军开始撤退。叶志超传令放弃辎重,轻装持械,趁夜而退。当时,大雨倾盆,清兵冒雨蜂拥出城。日军在黑暗中听到人马奔腾,以为是清军劫寨,于是拦路截杀。清兵混乱中不分敌我,胡乱放枪开炮,误伤累累。经过整整一夜,清军全部退出平壤,在混乱中死伤人数达到二千多,远远超过了在战役中的损失。

十六日拂晓,日军进入平壤,发现城内已没有清军一兵一卒,而被清军丢弃的武器、弹药、粮饷和其它物资无数,尽数为日军所得。平壤战役后,清军全部退至鸭绿江边,日军于是完全控制了朝鲜。

平壤失利的消息传来,朝廷震动,下令严办。叶志超被械送京师,由刑部定斩监候。连在平壤战役中立有战功的卫汝贵,也因没有反对叶志超撤兵和在朝鲜纵兵抢掠而被斩决。当初清政府听信叶志超谎报牙山战功,任命他为入朝诸军统帅,不能不算一大失误。叶志超作为一个败军之将,一味消极防守,几次错过了趁敌未稳,主动出击的机会,最后下令主动撤出平壤,导致清军雨夜之溃。清军装备最精良的北洋陆军由此锐气顿失。倭国历史学者指出:“苦于粮食不足、担心清兵加强防御阵地的野津师团长,感到后援的第三师团一到,补给将更加困难,于是决定在后援部队尚未到达时,便以第五师团进行强攻,这种作战是极其冒险的。如果连续激战两天以上,那么弹药和粮食将同时失去补给,只有放弃围攻,实行退却。”

十、黄海海战

早在几路日军逼近平壤的同时,倭国海军按照大本营的作战大方针,也在极力寻求与北洋海军主力决战。在大同江外海面,倭国海军集中了十二艘军舰,包括其全都精华,即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松岛、千代田、严岛、桥立等八艘五千马力以上的主力舰和巡洋舰。

本来,李鸿章认为北洋海军快舰过少,不宜出外海与倭国争夺制海权,因而采取保证近海防御的方针,保持威慑力,使倭国不敢轻易进犯渤海湾和中国海防线。李鸿章深为了解战争双方的力量优势所在,采取这一策略是合理的。但是,这与当时朝野上下激昂的抗战情绪很不协调,李鸿章、丁汝昌等屡遭抨击,朝廷甚至下旨严令李鸿章撤换丁汝昌。后来,由于叶志超心怯,担心驻朝清军力量单薄,屡次电请李鸿章增兵,特别强调保护平壤的后路——安州。李鸿章见朝鲜局势越来越紧张,而各省的援军又遥遥无期,只得一面告诫叶志超“仍督同各军镇静严守,勿涉张皇”,一面调用驻守旅大的主力部队——刘盛休的铭军由海路增援安州,同时命丁汝昌率北洋舰队主力护航。

九月十五日上午,北洋舰队的主力,计军舰十艘,附属舰八艘,在丁汝昌率领下到达大连湾,等候运兵船装载陆军及辎重。十六日凌晨一时,铭军的十个营共四千人分乘五艘运兵船,由北洋舰队护送,向鸭绿江口的大东沟进发。十六日中午,舰队抵达大东沟,到次日早晨,军队全都登陆。十七日上午八时,旗舰定远上挂出龙旗开始返航,同时进行上午常操。舰上的美籍海员马吉芬写道:“自午前九钟起,各舰犹施行战斗操练一小时,炮手并复习射击不辍。舰员中,水兵等尤为活泼,渴欲与敌决一快战,以雪广乙、高升之耻。士气旺盛,莫可名状。”十时半,操练结束,各舰准备午饭。

十一时许,北洋舰队突然发现西南方向海面上有几簇黑烟,丁汝昌登上甲板了望,判定为倭国舰队。于是立即命令各舰升火、实弹,准备战斗。霎时,战斗喇叭长鸣,响彻全舰队;各舰的烟囱都吐出浓烟,轮机兵将机室隔绝,进行强压通风,储蓄饱满火力和汽力,以备战斗行动。马吉芬写道:“中日启衅之后,我舰队员无不锐意备战。有鉴丰岛一役济远、广乙之覆辙,各舰皆将舢舨解除,意在表示军舰之命运即乘员之命运,舰存与存,舰亡与亡。此外,与战斗无益之木器、索具、玻璃等项,悉行除去无余。各舰皆涂以深灰色,沿舱面要部周围积置沙袋,高可三、四英尺。通气管及通风筒咸置之舱内,窗户与防水门概为锁闭。凡有乘员俱就战斗部署,战斗喇叭余响未尽,而战斗准备业已整然。”

当北洋舰队演习常操的时候,倭国联合舰队的十二艘军舰,也正在向大东沟方向搜索敌舰,并在航行中进行操练。十一时半,吉野先发现两缕黑烟,继而遥见三、四缕,于是判断为北洋舰队,发出信号“东北方向发现三艘以上敌舰”。联合舰队司令伊东佑亨见到信号,立即传令改为鱼贯纵阵。于是,第一游击队居前,本队六舰继后,西京丸和赤城移至本队左侧,作为非战斗行列。双方舰队距离越来越近,在倭国军舰上用望远镜已经能清楚地看到,中国军舰上“两臂裸露而呈浅黑色的壮士,一伙一伙地伫立在大炮旁,正准备着这场你死我活的决战”。伊东佑亨见北洋舰队阵势严整,怕士兵临战畏惧,特别下令准许“随意吸烟,以安定心神”。

此时,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右翼总兵刘步蟾、德国籍总教习汉纳根都登上旗舰定远号的舰桥,一面密切注视日舰动向,一面商讨对策。到了十二时二十分,迎面驶来的日舰逐渐接近,已经能清晰地分辨出十二艘军舰。丁汝昌见来势凶猛,觉得不可掉以轻心,为了发挥各舰舰首主炮的威力,他下令把阵形改为犄角雁行小队阵。此阵的要点是:每一小队中前舰为队长,其僚舰位于右后四十五度线上,相距四百码,各小队间距一千二百码。同时,丁汝昌还向各舰管带发出以下指令:㈠各小队姊妹舰协同行动,互相援助;㈡始终以舰首向敌,发挥重炮威力;㈢全队尽可能集中,随同旗舰运动。“因日舰船炮皆快,我军必须整队攻击,万不可离,免被敌人所算。”具体分队情况是:旗舰定远和镇远两艘巨舰居中,为第一队;致远、靖远为第二队在左;经远、来远为第三队居右;济远、广甲为第四队在左,超勇、扬威为第五队在右。由于两翼的第四、第五小队舰速较慢,所以变阵后的舰队形成一个扁V字形,向日舰的一字阵拦腰冲去。

倭国海军根据舰速快、舷侧速射炮多的特点,一直视单纵阵为制胜法宝。此时日舰见到北洋舰队的阵形,决定避开定远和镇远两艘巨舰,以快速的第一游击队先攻击敌人最薄弱的右翼。于是,行驶在一字阵前部的第一游击队由八节航速加速至十节,并向右转舵,渐渐地与本队拉开了距离。这样,一字阵就断为前后两截。

北洋舰队仍保持八节的航速,并将扁V字形展开,以便各舰首炮都能轰击敌舰。

中午十二时五十分,双方舰队接近至五千三百米时,北洋舰队旗舰定远首先开炮。据高千穗舰记载:“定远的炮座吐出一团白烟,轰然一声巨响,其三十公分半的巨弹冲开烟雾,飞过日舰头顶,落在驶在最前面的吉野舰侧一百米处,海水顿时腾高数丈。”定远的第一炮,也是全队发动进攻的信号,“是为黄海海战第一炮声,盖此炮声唤起三军士气也。”⑥

十秒钟后,镇远舰也发出炮弹,紧接着,北洋舰队各舰一齐发炮轰击。三分钟后,倭国旗舰松岛也开始发炮还击。刹时间,双方各舰百炮一齐怒放,硝烟弥漫,海水沸腾。

开战之初,双方舰队总的力量对比如下:

火炮(其中速射炮) 鱼雷发射管 总排水量 总兵力  平均航速
日舰 273(192)   36  40849 3500 16.4
清舰 180(27)    27  34496 2000 15.1

其中,倭国第一游击队平均航速达19.4节。当时速射炮的发射速度是原后膛炮的六倍,由此计算,倭国舰队的火力实际上相当于北洋舰队的三倍。

依航行次序,日舰配备情况如下:

舰名  舰长    排水量  速度(节) 主要火炮(门) 鱼雷

第一游击队:
吉野  河原要一  4225 22.5 15公分速射 4  5
12公分速射 8
高千穗 野村贞   3709 18.0 26公分   2  4
15公分速射 6
秋津洲 上村彦之丞 3150 19.0 15公分速射 4  4
12公分速射 6
浪速  东乡平八郎 3709 18.0 26公分   2  4
15公分速射 6

本队第一群阵:
松岛  尾本知道  4278 16.0 32公分   1  4
12公分速射 12
千代田 田内正敏  2439 19.0 12公分速射 10 3
严岛  横尾道立  4278 16.0 32公分   1  4
12公分速射 11

本队第二群阵:
桥立  日高壮之承 4278 16.0 32公分   1  4
12公分速射 12
比睿  樱井规矩之 2284 13.5 17公分   2  2
左右              15公分速射 6
扶桑  新井有贯  3777 13.0 28公分   4  2
15公分速射 4

本队左侧:
西京丸 鹿野勇之进 4100 15.0 12公分速射 4
赤城  坂元八郎太  622 10.3 12公分速射 4

北洋舰队的12艘军舰配备情况如下:

舰名  舰长    排水量  速度(节) 主要火炮(门) 鱼雷

定远  刘步蟾   7335 14.5 30.5公分 4  3
15公分   2
镇远  林泰曾   7335 14.5 30.5公分 4  3
15公分   2
经远  林永升   2900 15.5 21公分   2  4
15公分   2
来远  丘宝仁   2900 15.5 21公分   2  4
15公分   2
致远  邓世昌   2300 18.0 21公分   3  4
15公分   2
靖远  叶祖圭   2300 18.0 21公分   3  4
15公分   2
济远  方伯谦   2300 15.0 21公分   2  4
15公分   1
平远  李和    2100 11.0 26公分   1  1
15公分   2
超勇  黄建勋   1350 15.0 25公分   2
扬威  林履中   1350 15.0 25公分   2
广甲  吴敬荣   1296 14.0 15公分   2
广丙  程璧光   1030 15.0 12公分   3

另外六艘舰艇为炮舰镇南、镇中和鱼雷艇福龙、左一、右二、右三。

海战打响后,日舰第一游击队见北洋舰队来势凶猛,特别是“畏定、镇二舰甚于虎豹”,所以一面发炮一面加速从定远、镇远二舰前面夺路而行,直扑北洋舰队的薄弱右翼超勇、扬威二舰。吉野、高千穗、秋津洲和浪速四舰集中火力猛攻,超勇和扬威竭力抗击,日舰多处受伤。但舰龄达十三年以上的超勇、扬威毕竟不敌号称“帝国精锐”的第一游击队,下午一时二十分,一颗炮弹穿入超勇舱内,引起大火,刹那间,黑烟遮蔽全船,但其前炮仍不断发射。扬威也在同时起火。到二时二十三分,超勇难以支持,右舷倾斜,海水淹没甲板。管带黄建勋落水后,鱼雷艇“左一”驶近,抛出长绳相救,但他拒绝救助,不久沉没在海水中。扬威也受重伤,各炮已不能转动,在日舰轮番轰击下,不得不驶离战场,但又搁浅。林履中登台一望,奋然蹈海,随波而没。

在第一游击队开始炮击超勇、扬威的同时,以旗舰松岛为首的日舰本队也到达定远舰的正前方,双方展开了猛烈的炮击。十二时五十三分,松岛的一颗炮弹击中定远的桅杆,正在舰桥上督战的丁汝昌被震落到甲板上,身受重伤。定远管带刘步蟾当即代为督战,指挥战舰不断变换方位,使日舰不能瞄准定位。此时,松岛也成了北洋舰队的炮火集中打击的目标,十二时五十五分,一颗炮弹击坏松岛的三十二公分主炮塔,松岛见定、镇二舰炮火强大,急忙率本队转舵向左,加速驶避。北洋舰队也全队随之向右转舵,继续以舰首指向日舰。而位于日舰本队后半部的比睿等舰,因速度迟缓,远远落在后面。这样,本队便被拦腰截为两段,形势大为不利。

北洋舰队抓住时机发动猛攻,各舰以右翼炮轰击松岛等前队,又以左翼炮轰击后面的三舰。一时四分,松岛的七号炮位被定远击毁,而比睿已被靖远赶上,相距仅七百米。比睿见情势紧急,向右急转弯,试图从靖远和定远之间穿过,与本队会合。然而,比睿立即遭到北洋舰队的包围,炮弹从四面飞来,伤亡严重。靖远见状遂停止炮击,携带步枪的突击队排列在甲板上,准备靠近比睿,将其俘虏。在危急中,比睿的速射炮拼命发射,五分钟内发射了一千五百多发,使靖远难以靠近。定远见此情形,从右后方发炮轰击。比睿被其三十公分半巨弹击中,下甲板后部全部毁坏,舰上十九人当场炸死。顷刻间,烈火腾空,舰艇失去战斗力。一时五十五分,比睿逃出北洋舰队的炮火网,并挂出“本舰火灾退出战列”的信号,向南驶离。

位于本队左侧的赤城舰,速度更为迟缓,落在最后。比睿驶离后,赤城孤立无助,完全暴露在北洋舰队左翼的炮火下,中弹累累。一时二十分,定远后部的十五公分炮弹击中赤城舰桥,一号炮手、二号炮手及两名水兵中弹身亡,正在看海图的坂元舰长被弹片击中头部,鲜血染红了海图。坂元死后,赤城仍不断中弹,舰上军官几乎非死即伤,势难支持,便转舵向南驶离。来远在后尾追,连连发炮,先击倒大樯,又中舰桥,代理舰长也受了伤。到下午二时半,赤城总算逃离作战海域。

海战的第一阶段,北洋舰队二舰被击沉,倭国舰队二舰重伤,失去战斗能力而退出战斗队列。

下午二时半,平远、广丙两舰以及福龙、左一两艘鱼雷舰加入战斗。当时日舰比睿、赤城刚刚逃出战区,西京丸的右舷随即暴露在北洋舰队前方,立即遭到平远、广丙等北洋舰队各舰炮火的猛烈轰击。其舵机遭到损坏,只能靠人力舵勉强航行。不久,右舷又中一弹,立即出现裂缝,渗进海水。二时五十五分,鱼雷艇福龙见西京丸受伤,便驶近施放鱼雷。因两舰距离很近,西京丸已躲避不及。正在舰上督战的海军大臣桦山资纪中将见此情景,惊呼:“我事毕矣!”其他将校也相对默然。但是因为距离太近,鱼雷从舰下穿过,未能触发,西京丸得以保全,向南驶离战场。平远、广丙又转而攻击日舰本队。当平远驶近松岛二千二百米时,突然发射二十六公分炮弹,击中松岛的中央水雷室,四名鱼雷发射手中弹身亡。松岛也发炮还击,炸毁了平远的二十六公分主炮,并引起火灾。平远见势不敌,转舵驶避,广丙也随后驶离。

此时,倭国舰队还剩九舰,与北洋舰队的八舰相对。第一游击队已经迂回到北洋舰队的背后,与本队策应夹攻,使北洋舰队首尾难以相顾。日舰更以排炮击毁定远的信号装置,使其指挥失灵。北洋舰队诸小队只能各自为战,队形凌乱不整,但士气未减。丁汝昌负重伤不能站立,裹伤后始终坐在甲板上激励将士。

三时四分,定远舰腹忽中一炮,猛烈的火焰从炸开的洞口喷出,定远忙集中人力灭火,攻势转弱而火势不减。日舰第一游击队趁机驶近攻击。镇远、致远见此情形,急速向旗舰靠拢,迎战日舰。定远的火灾终于得以扑灭,但致远舰却中弹累累。下午三时二十分,数颗榴弹同时命中其水线,并引起鱼雷发射管内的一颗鱼雷爆炸,右舷随即倾斜。关键时刻,致远舰因缺乏堵塞水门的橡皮,未能阻止大量海水从裂缝涌入。据美籍海员马吉芬记载:“不转瞬间,该舰即向一方倾斜。最以勇敢著称之邓舰长世昌,早经觉悟已迫于最期,能破敌一舰,斯可以洁此生,故毅然决然出于杀身成仁之举。第敌舰所发巨弹有如雨霰,加之自舰倾斜已甚,致功业成之际遽尔颠覆,舰首先行下沉,推进器直现于空中,犹在旋转不已。惜哉,壮哉!”邓世昌落水后,拒绝接受救生圈,鱼雷艇左一也来救助,亦不应。其爱犬凫到身边衔其臂,被他用力按入水中,自己也随之没于波涛中。全舰二百五十余名中外官兵,除七人获救外,全部葬身大海。

致远沉没后,位于北洋舰队左翼外侧的济远、广甲二舰就变得孤立于本队了。开战后,济远数次中炮,伤亡十余人,管带方伯谦便挂出“本舰重伤”信号。后来,他看见致远沉没,连忙转舵向西驶离战区,于半夜二时许回到旅顺港。广甲管带吴敬荣见济远西驶,也随之而逃,半夜驶至大连湾外时,慌不择路,船底触礁搁浅。吴敬荣弃船登岸,两天后广甲被日舰驶近击毁。战后,李鸿章奏请严厉惩办逃将,九月二十三日,军机处电寄谕旨:方伯谦军前正法,吴敬荣革职留任。次日拂晓,方伯谦被押至旅顺黄金山下斩首。

济远、广甲逃离后,第一游击队死死咬住经远一舰,四面围攻。经远以一抵四,并无畏惧,拒战良久。激战中,管带林永升中弹身亡,大副、二副也相继中炮阵亡,经远水兵在没有指挥官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作战。此时,四艘日舰逼近到二千米以内,用速射炮实施近距离打击,终于将经远击沉。全舰二百七十余人中,除十六人获救生还外,其余全部遇难。

海战的第二阶段,北洋舰队二主力舰沉没、二舰逃走,只剩下定远、镇远、靖远、来远四艘主力舰;倭国舰队一舰重伤逃脱,尚有九艘战舰。倭国方面跃居绝对优势。

日舰及时调整策略,以本队集中对付定远和镇远,第一游击队则合力进攻靖远和来远。其意在使北洋舰队彼此不能相顾,争取先击沉较弱的靖远和来远,然后全军围攻两艘巨舰。靖远和来远在四舰围攻下,临时结成一队,以寡敌众,苦战多时。不久,来远中弹二百多颗,靖远也中弹一百多,二舰遂相随冲出重围,西驶至大鹿岛附近,占据有利地形,背靠浅滩,用舰首重炮对敌。第一游击队赶来后,因失地利,不敢靠近,只能远远发炮,失去四面围攻的优势。二舰趁机抓紧时间灭火修补。

在原作战海域,定远和镇远面对松岛为首的五舰激战不已。定远、镇远是当时世界各国海军中罕见的铁甲巨舰,日军必欲将之击毁以全其功。是时,每舰致伤都有千余处,多次火灾。日舰记载:“定远、镇远二舰顽强不屈,奋力与我抗争一步亦不稍退。我本队舍其他各舰不顾,举全部五舰之力量合围两舰,在榴霰弹的倾注下,再三引起火灾。定远甲板部位起火,烈焰汹腾,几乎延烧全舰。镇远前甲板殆乎形成绝命大火,将领集合士兵灭火,虽弹丸如雨,仍欣然从事,在九死一生中毅然将火扑灭。”日舰甚至用望远镜看到,镇远舰上有一名军官正在“泰然自若地拍摄战斗照片”。马吉芬说:“我目睹之两铁甲舰,虽常为敌弹所掠,但两舰水兵迄未屈挠,奋斗到底。”

三时半,当定远与倭国旗舰松岛相距二千米时,定远发出的三十公分半巨弹命中松岛,轰然爆炸,击毁第四号速射炮,其左舷炮架全部破坏,并引起堆积在甲板上的弹药爆炸。松岛舰长尾本知道后来报告说:“刹那间,如百电千雷崩裂,发出绝寰巨响。俄而,剧烈震荡,舰体倾斜,烈火焰焰焦天,白烟茫茫蔽海。死尸纷纷,或飞坠海底,或散乱甲板,骨碎血溢,异臭扑鼻。须臾,烈火吞没舰体,浓烟蔽空,状至危急。虽全舰尽力灭火,轻重伤者皆跃起抢救,但海风甚猛,火势不衰,宛然一大火海。”死伤官兵达一百一十三人,占定员的百分之三十二。舰队司令伊东佑亨见情况紧急,下令以军乐队补充炮手,并亲自指挥灭火。到下午四时十分,大火终于被扑灭,但舰上的设施已摧毁殆尽,失去了作为旗舰的指挥和作战能力。于是松岛发出“各舰随意运动”的信号,然后竭力摆脱定远、镇远二舰,向东南逃避。本队的其他四舰见状,也随之逃走。

在海战的第三阶段,北洋舰队的两艘巨舰发挥重炮重甲的优势,重伤日舰,反被动为主动,日舰见势不敌而退却。

日舰本队转舵南遁后,定远、镇远二舰在后紧追不舍。双方近至二、三海里时,日舰不得已回头再战,猛烈的炮战在此时达到最高潮。激烈的炮火中,日舰损失严重,各舰都已不同程度地受了伤。

下午五时许,靖远、来远修补完毕,恢复了战斗力,前来归队。同时平远、广丙及炮舰镇南、镇中,鱼雷艇福龙、左一、右二、右三都奉命出港会合,北洋舰队声势大振。五时半,伊东佑亨见本队各舰多已受伤,无力再战,而北洋舰队集合各舰,愈战愈奋,便再次发出“停止战斗”的信号,不等第一游击队来会合,就继续向南驶逃,北洋舰队定、镇、靖、来、平、丙六舰在后尾追。北洋舰队速力不及,日舰开足马力,渐渐逃远。北洋舰队便停止追击,转舵驶向旅顺。历时近五小时的中日黄海海战至此结束。

黄海海战是世界上第一次蒸气动力战舰的大规模战役,其规模之大,战斗之激烈,时间之久,在世界海战史上罕见,影响也非常深远。这次中日海军的主力决战的结果,日舰西京丸被击毁,几乎沉没;吉野、比睿、赤城受重伤;松岛丧失了战斗力,其他各舰也多受重创。北洋舰队致远、经远、超勇、扬威沉没,广甲逃脱后搁浅被毁,其余各舰皆受重伤。两相比较,中国方面的损失较为严重。战后,北洋海军将领及时反思,总结出几个主要问题:迎敌阵式一成不变;舰速迟缓,军械老化,弹药质量差;舰船单纯依赖进口;将领勇怯不同,致使战斗队形不整。“勇者过勇,不待号令而争先;怯者过怯,不守号令而退后。此阵之所以不齐,队之所以不振也。”⑦

平壤战役和黄海海战的消息传出,国际舆论为之一变。英国《泰晤士》报在战争爆发初期曾说:“战争之胜利必归于中国。中国强大之海军可阻止倭国军队之运送船,并在同倭国之海战中制胜。”而到九月三十日,《泰晤士》报再发社论,说英国决不会再想到“中国的友谊是值得培植的。更用不着因为要得到它的友谊,去迁就它的虚荣心。关于中国的潜力以及中国迷梦已醒之类的神话,已经被这次战争完全澄清了。中国是一盘散沙,它只有通过外力才有可能打起精神和组织起来。”一向关心这场战争的俄国报纸评论说:“倭国所以兴起战端之近因,非惧于中国或俄国占领朝鲜,而完全在于向世界表明:倭国为文明国中一充分成熟者而排除外邦之控制,谋国权之伸张,以保全国家之威严。换言之,无非倭国于最近半个世纪艰苦奋勉于文明事业,今者接受合格之检验。倭国发现舍弃战争不能以其他方法可以达到此目的。故此次与中国之冲突,与其说非策略之战争,莫如称之为发达之战争。”

十一、辽东鏖兵

平壤、黄海两战后,李鸿章引咎自责,清政府下谕给予“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的薄惩,并希望他能够“力图振作,以赎前愆”。同时,朝廷仍不顾实力,决计重兵严守鸭绿江与渤海湾,兼顾沈阳、北京,并把更多的部队继续调往东北,以图保全东三省,进而收复朝鲜。北洋海军则据守威海卫,加紧修理受伤舰只,准备赴旅顺口助守。九月下旬,清政府任命淮军提督宋庆、满洲镶黄旗依克唐阿将军为统帅,会合平壤撤退的部队共八十一个营三万余人、大炮九十多门,沿鸭绿江布防十多里。对于辽东地区的海防,清政府自恃有经营十几年、投资数百万元的大型现代化要塞旅顺、大连,所以又抽调旅大陆军防御的主力部队——毅军和铭军,去充实鸭绿江防线。这样,旅大地区仅剩下三十多个营的部队,并且有一半是新兵,防务体系受到破坏。虽然北洋舰队连夜修竣受伤的军舰,于十月十八日开始出巡旅顺口,但对于旅顺后路的防守仍然无暇顾及。

倭国第一军攻占平壤后,集结了约三万兵力,经过短时间的休整,于九月二十四日开始向义州方向进发。十月二十二日第一军主力在义州集结完毕。从历史上看,日军只在一五九二年“文禄之役”时,丰臣秀吉占领过平壤,再往北就从未到达过了。所以,第一军司令山县有朋到达鸭绿江后,豪情万丈,挥毫书七绝一首以言其志:

对峙两军今如何?战声恰似迅雷过。
奉天城外三更雪,百万精兵渡大河。

鸭绿江防线太长,防不胜防。清军在布置鸭绿江防线期间,曾多次侦探日军的行动,一些朝鲜老百姓也常常过江偷送情报。但是,日军为迷惑对方,故意制造了许多假象。面对纷至沓来的报告,清军觉得扑朔迷离,莫衷一是。虽然清军防守人数与日军相当,但战线太长,兵力非常分散。十月二十四日,日军选择清军防守的薄弱地段猛攻,清军虽奋力抵抗,但寡不敌众,至二十七日,鸭绿江防线全线崩溃,日军攻入中国本土,在辽东开始与清军展开逐城争夺战。

日军在辽东战场的战略目标是辽阳、奉天(沈阳)。突破鸭绿江防线后,日军分兵两路,分别向北、东两个方向进攻,凤凰城、岫岩等地相继为日军占领。清军且战且退,同时组织第二条防线。至十一月中旬,清军在辽阳东路东起赛马集、西至摩天岭,又构成了一道一百五十里长的新防线。由聂士成率领的盛军驻守辽东第一险要——摩天岭,依据险要山势,堵住日军北进辽沈的通道。驻守赛马集的清军由依克唐阿率领,负责牵制东进日军的兵力,使其不敢全力进攻摩天岭。辽阳知州徐庆璋还大力发动当地民众,组织练团配合清军作战。

清军的新防线果然奏效。十一月中旬,日军进攻赛马集和摩天岭前关的两路部队分别受阻,清军趁势两路联合反攻,日军损失严重,被迫后退。随后,清军后援陆续开到,依克唐阿与聂士成会商,决定乘机收复凤凰城。十二月十日,两路清军开始发动进攻,战至十五日,未能攻破日军阵地,退回赛马集。此后,双方又几经攻守。辽阳东路战场的拉锯争夺战共持续了四个多月,日军始终未能越过摩天岭防线。

日军进攻辽阳东路受阻后,决定向东开辟辽阳南路通道,移主力部队进攻海城。清军趁势收复了辽阳东路的宽甸、长甸、香炉沟、金厂等地,日军退守于九连、凤凰诸城,无力再发动攻势。到来年二月,李鸿章看到渤海湾吃紧,考虑如果日军登陆直捣京津,后果将极为严重,因此调聂士成回师直隶整顿待命,清军在辽东的攻势也随之停止。

十二、金旅战役

在组织鸭绿江战役的同时,倭国又着手组织第二军,任命陆军大臣大山岩大将为司令官,在辽东半岛实施登陆作战,目标是占领旅大及辽东半岛。十月十四日,天皇亲授大山岩骏马、宝刀,为其送行。席间,第一师团长山地激昂地表示:宁可马革裹尸,不攻克北京决不返回倭国。次日,军队分批登船,至朝鲜仁川附近集结,并派八重山舰测量大连湾附近海岸,寻找登陆地点。经过几次勘察、讨论,最后确定了以清军未布防的花园口为登陆点。

在十月二十四日鸭绿江战役打响的同一天,倭国第二军乘四十多艘运兵船,由海军联合舰队护送,在距大连湾西北百余公里处的花园口登陆。倭国海军除了派出秋津州、浪速二舰向威海、旅顺一带监视北洋舰队行动外,其余都停泊在外海以防偷袭。日军登陆的第二天,清军即已探知,但苦于旅顺兵力单薄,辽东战场又吃紧,眼看大队日军登陆而无法分兵奔袭。日军整个行动历时半个月,二万五千名士兵全部登陆,没有遭到任何抵抗。

十一月五日,日军抵达旅顺咽喉重镇金州,对守备的三千清军发起进攻。经过两天的激烈战斗,日军攻克金州。七日,日军分三路向大连湾进发,海军也驶赴大连湾外援助陆军作战。守备大连湾的清军情知众寡不敌,稍事抵抗便向旅顺退却。日军占领大连湾后,休整十天,准备向旅顺口发动攻势。

旅顺口,与威海卫隔海相望,共扼渤海的门户。港口内澳水深两丈有余,可通行铁甲军舰。背面群山拱绕,犹如天然屏障。清政府在一八八○年开始设防,修建黄金山炮台。一八八五年中法战争后,清政府决定“大治水师”,花费了数百万两银,在环绕港口的各主要山峰上都修建了炮台。同时,在港湾内修建了大船坞,为北洋海军铁甲舰服务。这项浩大工程于一八九○年全部竣工,其规模为中国之冠,被称为“海军根本”。到战争之前,旅顺口已建成为中国最大的海防要塞,被各国称为“北洋精华”、“东亚第一要塞”。

对于如此重要的战略要地,倭国觊觎已久,为此准备付出重大代价来攻取。第一师团长山地的副官开始准备了五百人的敢死队,山地认为不够;副官又增加五百人,他仍觉得不足;后来增至一千五百人,他才点头认可。

十一月十七日,从花园口登陆的倭国第二军除少数留守部队外,全都出动,向旅顺进逼。十九日,总兵徐邦道为先发制人,率部在旅顺北面的土城子伏击日军先头部队,清军在人数上占有绝对优势。当天激战六个多小时,日军伤亡严重,强行突围撤走。

土城子战斗后,日军主力陆续开到,同时与取得海军联系,要求以二十一日为总攻期,各部队联合发起进攻。徐邦道见日军逼近旅顺,决定再次主动出击。二十日下午,五千名清军分为两路,从三面围攻日军第二联队。这一次,日军依据有利地形,在高地架炮猛轰,同时日军援军也赶来助战,双方激战至黄昏,徐邦道见难以取胜,便下令撤退,日军也不追赶,等待明日的总攻。

当时守备旅顺的清军,连同从金州和大连湾退下来的部队,总兵力有一万四千七百人,各炮台配备大小火炮七十八门。防守力量应该不算太弱,但是缺少海军的支援。北洋舰队因担心鱼雷艇夜袭,不敢在旅顺夜泊,只能在白天赴旅顺巡查,夜间返回威海。十一月十三日舰队在返回威海时,强劲的西北风将航标吹移,再加上前面的定远分水力大,将航标推向东南。随后行驶的镇远舰依照航标左侧行驶,被礁石擦伤多处,伤情严重。后虽经过一个多月的抢修,勉强补塞,但已无法出海征战。镇远管带林泰曾感到在战争的紧要关头巨舰受伤,有负重任,因而忧愤自杀。镇远与定远是姊妹舰,作战时互相依持,如今镇远受伤至此,定远势难独自作战。这样,舰队只能困守在威海港内,作为水炮台使用。

二十一日清晨,倭国联合舰队在旅顺海面配合,由陆军集中四十多门大炮逐个进攻清军炮台。经过一整天激战,日军以死伤四百二十六人的代价,全部占领了旅顺口。清军也在战斗中死伤数百人。被喻为“控制地中海的君士坦丁堡”的旅顺港一朝易守。

旅顺口失守后,清政府查处有关官员,十几名高级将领获罪,不战而弃黄金山炮台的黄仕林等二将定斩监候。

 

十三、转战辽南

倭国第一军在进攻摩天岭受挫后,一时陷入了进军方向不明的窘境。为此,第一军司令山县有朋向大本营提出了《征清三策》:第一策,在山海关地区再次登陆,以便在直隶作战;第二策,向旅顺推进,与第二军会合,在辽南不冻港建立军事基地;第三策,北上攻取奉天。大本营认为,山海关登陆需要大量的海军掩护,而北洋舰队尚在威海港内构成威胁。渤海湾北岸冬季寒冷,气候不明,进军困难,所以第一策不可行;与第二军会合,不仅金州以东的冬季宿营地不足,而且与大本营的作战方针相违背,所以第二策不可行;第三策因战线拉长,补给困难,无取胜把握,所以也不可行。这样,大本营最后否决了山县的冒险主义作战方案。山县对此极为不满,又受到第二军攻克旅顺的刺激,于十一月二十五日独断地下令进攻海城,并决心在攻下海城后,立即向山海关进军。倭国大本营认为此时以主力与清军交锋,不利于将来的直隶作战,于是下令第一、二军原地待命。但山县仍一意孤行。十一月二十九日,明治天皇依伊藤博文的奏请,以养病为名召山县回国。山县有朋虽然被迫于十二月九日卸任回国,但在天皇敕使到达之前,山县已经下达了进攻海城的命令,负责进攻的第三师团也已经开拔。大本营见部队将领们求胜心切,就没有坚决阻止。

十二月九日,日军第三师团开始进攻海城。守备海城的清军共计二十八营,分属于奉军、盛字练军、仁字军、希字军等四部,互不相属,缺乏统一的指挥。因此,虽然人数不少,但战斗力有限。双方战至十三日,日军攻克海城,清军退向辽阳。海城失陷后,日军北窥辽阳、奉天,西窥牛庄、营口,锦州、宁远诸城危殆,大局攸关。因此,宋庆连忙部署部队增援,清政府也连降谕旨,命令宋庆迎战。十二月十七日,宋庆率部向海城西三十里的缸瓦寨行进,意图堵截日军西进牛庄、营口的通路,并与聂士成所部两面合击海城。

日军当天就知道了清军开拔的消息。虽然一时摸不准清军的意图,但认为一支大军在城外徘徊,就已经构成了极大的威胁。通过十八日的一些小规模冲突,又观察到更多的清军活动,因此断定清军意在伺机收复海城,于是决定主动出击。十九日拂晓,日军从海城倾巢出动,向缸瓦寨方向出击。这一仗,双方各出动了约五千人,激烈的战斗一直进行到日落。这是中日两军少有的一次鏖战。下午五时五十分,日军从三面发起进攻,并且投入了最后的预备队,才先后突破了清军的两道防线,占领了缸瓦寨。六个小时的战斗中,日军伤亡四百人,清军伤亡五百人,另外双方均有大量人员冻死于行进途中。在这场较量中,虽然清军表现得相当勇敢顽强,但与日军相比之下,却相形见绌。例如,倭国的军事条令规定,以步枪刺刀实行冲锋,必须在距敌一百五十米以内,但在进攻马圈子时,日军伤亡严重,队形大乱,无法继续前进。日军指挥官认为,“与其这样白白地延误时间而使士气沮丧,莫如一拥而上”,于是,在四百米的距离上发起了冲锋。日军以气势压倒了清军,靠必胜的信念取得了胜利。日军攻克缸瓦寨,为第三师团孤军固守海城创造了条件。

当时,倭国第一军在辽东战场上的战线已经拉得太长,面对越聚越多的清军,只能分兵把守几座孤城,特别是在海城一地,处在清军三面包围之中。大本营认为,占领海城本来就不符合作战大方针,但若放弃占领地退却,势必影响本军士气而长敌军之志,所以决定暂时保持该城。为了缓解其孤危的处境,大本营命令在旅顺的第二军分兵北进,与海城取得联系。第二军接到命令后,决定派出混成旅团向北进军至二百公里外的盖平,与海城形成犄角之势。清军在盖平的守军只有十三个营,力量单薄,宋庆又未能及时发现日军的企图而派军增援。一八九五年一月十日,日军一个加强旅团向盖平发起进攻,经过四个小时的激战,日军占领盖平。此役,日军伤亡三百三十四人,清军伤亡七百多人,余部向北撤退。

盖平失陷后,清政府为了挽回在辽阳南路战场的不利局面,决定实施反攻海城的计划。考虑到辽东战场上淮军屡次失利,清廷又增派湘军北上。同时,关内各省也陆续抽调军队开赴关外。为改变以前各路大军互不相属、缺乏统一指挥的状况,特任命两江总督刘坤一为钦差大臣,统领关内外所有各路军队。

一八九五年一月十七日,清军六十三个营约二万余人由依克唐阿、长顺率领,分两路反攻海城。此时,日军占领海城已有一个月,期间加紧加固防守工事,并严密监视清军动向。得知清军大队人马前来进攻的消息后,立即做好了迎战的准备。当天战斗进行至下午四时,清军被击退。五天后,两支部队又发动了第二次反攻,这次日军设了埋伏,清军再次被击退,损失了六百多人,比上次更多。两次反攻失败后,清军深感海城日军的防守坚固,以现有兵力不足以取胜,于是决定等增援部队到来后再合力进攻。

十四、兵覆威海

威海卫位于山东半岛的东北端,与旅顺遥相对峙,素有“渤海锁钥”之称。港湾南北两岸山势险峻,刘公岛坐镇港口中央,形成二龙戏珠之势。洋务运动以来,威海的军事地位受到极大的重视,一八八一年,威海成为北洋军港,同年清政府决定在威海设鱼雷局。一八八三年由李鸿章主持,在刘公岛设水师机械厂、鱼雷厂等。一八八七年,威海的海防工程全面展开。到一八九一年,威海共建成十七座炮台,全部由德国陆军工程师设计、主持修建,所用大炮一律自国外进口,大部分购自德国克虏伯厂。战争爆发后,又在南北两岸炮台后路增建临时炮台多处,各类炮台达二十五座,各种大炮一百五十多门。威海炮台工程宏大,构造雄伟,李鸿章视察后满意地认为:“南北相为犄角,锁钥极为谨严。但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

旅顺失守后,种种迹象表明日军将在山东半岛登陆作战,这引起清政府极大的关注。北洋海军经过黄海海战后实力已被削弱,镇远舰又在后来触礁受伤,不能行驶。当时在威海卫港内只有定远、镇远、来远、靖远、济远、平远、广丙等七艘战舰,镇东、镇西、镇南、镇北、镇中、镇边等六艘炮舰,以及康济、威远两艘练习舰。李鸿章向翁同和呼吁,请朝廷抽调南洋舰队的四艘军舰来充实北洋舰队。九月二十九日,政府批准了北洋的请求,决定暂调南洋舰队的三艘战舰前往增援。但是两江总督刘坤一、南洋大臣张之洞等认为,东南沿海为财富重地,一旦有失,则战争所需的粮饷都会成问题,而且南洋军备本来就不足,又同样受到日、法等国的威胁,因此提请朝廷慎重考虑。朝廷左右为难,只好把此事搁置起来。

威海卫的后路防御,更是整个防御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张之洞、刘坤一等人曾建议调江南马步二十余营赴烟台、威海,但在当时已是远水不解近渴。丁汝昌请调驻扎在天津的三十六营新军,虽然较为可行,但李鸿章认为朝廷顾虑京畿安全,已经多次驳回抽调近畿劲旅东援的请求,所以这次也决不会批准,所以没有奏请。根据李鸿章的指示,丁汝昌等人提出了一个“水陆相依”的防御计划,根据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指出只有军舰、炮台互相依辅为唯一可行的策略,同时指出威海后路地广兵薄,建议大量增加陆军,防止日军抄袭后路。他相信,只要后路确有保障,威海必能固守,铁舰也会万无一失。对这个计划李鸿章表示支持,并得到了朝廷的肯定。

战争前,驻扎在山东半岛沿海一带的陆军总计一万二千二百人,人数虽然不算少,但是由于海岸线绵长,地域辽阔,二十几个营的军队分扎各处,显然无济于事。战争开始后,清政府任命李秉衡为济南视事,主持山东防务。但是在对日战争的战略指导上,清廷始终有一种重京畿、辽沈而轻山东的倾向。旅大告急时,朝廷又抽调了八个营前往增援。十二月下旬,山东半岛形势危急,日舰在山东海面上的活动日益频繁,并派人上岸侦察情况。在这样的情况下,经李秉衡全力调遣,清军在山东半岛的总兵力加强到六十个营约三万人。但是,由于不能确定日军的登陆地点,加上日舰不断制造假象,李秉衡明知兵力不足,仍不得不分兵把守在几处最可能的登陆点。

倭国大本营否决了山县有朋的作战方案后,采纳了伊藤博文首相和联合舰队司令伊东佑亨的建议,决定进兵山东半岛,占领威海卫,封锁渤海湾,消灭北洋海军。由于大山岩率领的旅顺第二军已有一部分北进盖平增援海城,大本营感到兵力不足,因此又从国内增派了第六师团,与第二军的第二师团合编为山东作战军。具体作战部署采用海陆联合作战的方针,陆军由海路运送到山东半岛登陆,然后分兵抄袭后路,夺取威海卫南北两岸炮台,联合舰队则从威海卫港正面进攻。

十二月十六日,大本营电令伊东佑亨护送第二军登陆,并与其协同作战,消灭威海的北洋舰队。二十三日,伊东派高千穗、八重山二舰前往山东海岸,选择登陆地点。根据二舰的调查结果,伊东与大山岩会商后,选定了位于威海以东三十海里的荣成湾作为登陆点,并制定了掩护陆军及协同作战的周密计划。为了掩护山东作战军在荣成湾登陆,倭国海军共调用了二十五艘军舰,几乎投入了全部力量。

根据作战计划,一八九五年一月十八日开始,日舰第一游击队驶赴烟台方向,对登州地区实行牵制性炮击。二十日拂晓,先遣队到达荣成。清军在荣成附近只有一个营的兵力,日军轻易攻占了县城。

一月二十五日,倭国山东作战军三万余人全部登陆,大山岩随即下达了进兵威海的命令。当时,清军在登州以东的兵力共计有四十五个营二万二千人。但是由于兵力分散在长达三百余里的防线上,而且被日舰不断轰击登州所牵制,没有来得及集中组成一道防线,因此日军在进军威海途中,每次战斗都处于绝对优势而取胜,很快就打到了威海卫。

守备威海卫的清军主要是戴宗骞率领的北岸守军四千六百人、刘超佩率领的南岸守军三千二百人,以及张文宣率领的刘公岛上北洋护军二千人。

一月三十日,日军到达威海卫,向南岸炮台发起攻势,遭到清军的顽强抵抗,激战至当天下午,日军付出重大代价后,终于攻占了威海南岸所有炮台,随即利用这些炮台轰击清军目标。北洋舰队的定远、济远、来远等舰及刘公岛诸炮台猛烈回击,清军猛烈的炮火击毁了数座炮台,日军炮火不敌,于是停战。

二月二日,日军攻克威海卫城,当天夜里,北岸炮台清兵见众寡不敌,全部哗变溃散,威海陆军主将戴宗骞羞愧自尽。丁汝昌得知后,火速派人把北岸炮台、弹药库炸毁。至此,除刘公岛和日岛外,日军全部占领了威海地区,海军则严密封锁港口,完成了对北洋舰队的合围。北洋舰队与外界的联系断绝。

三日拂晓,日舰第一、二游击队与本队会合,三队战舰排成单纵阵,向刘公岛炮台及北洋舰队猛烈轰击。倭国陆军也修好了南岸炮台的七门大炮,发炮夹攻,北洋舰队陷入重围。清军在丁汝昌指挥下,也以全部炮火还击,击伤日舰筑紫、葛城。炮战终日,日舰无法靠近,被迫退走。伊东佑亨感到单靠强行进攻,不会有多大效果,于是决定用鱼雷艇夜袭。次日,日舰仍在海面虚张声势;夜间,日军一艘鱼雷艇冒险破坏了一段防口拦坝,多艘鱼雷艇随后潜入港口,施放鱼雷,其中两枚鱼雷击中了定远。定远舰底进水,舰身逐渐倾斜,不得已急忙砍断锚链,驶向刘公岛沙滩上搁浅,才避免了沉没,但伤势过重,已不能使用。日军的两艘鱼雷艇也在当天夜间的袭击中被击毁。

五日天亮后,伊东佑亨在松岛甲板上用望远镜了望,看到定远受伤,认为机会难得,下令再次发动进攻。当天又炮战多时,双方互有伤亡,日舰仍无法接近港口。夜里,伊东佑亨重施故技,派鱼雷艇再次进港偷袭,又击沉了来远、威远二舰。六日下午,倭国联合舰队又对刘公岛发动攻势,倭国陆军在威海北岸也架设了快炮,三面夹击北洋舰队。尽管此时北洋舰队的定远重伤、二舰中雷沉没,但清军在丁汝昌的指挥下分兵回击,再次击退了日军的进攻。

七日清晨七时三十四分,伊东佑亨下令全舰队发起总攻,决心一举攻下刘公岛。双方炮战至八时许,松岛、桥立、严岛、秋津洲先后中弹受伤。炮战正酣时,在威海卫北口,突然出现簇簇黑烟,竟是中国鱼雷艇驶出。伊东佑亨见此情形,以为是北洋舰队准备最后决战,故先放出鱼雷艇袭击敌舰,以便趁机突围。不料鱼雷艇竟然沿海岸向西逃走,伊东立即派最快速的第一游击队追击。原来,丁汝昌见日军鱼雷艇屡次夜袭成功,于六日夜里命鱼雷艇“左一”管带王平,在七日凌晨率队出口袭击日舰。但王平却与各艇管带密谋,趁机逃跑。慌乱中,十艘鱼雷艇不是触礁搁浅,就是被日军俘获。王平逃到烟台,为掩盖罪行,谎称刘公岛已失,李秉衡信以为真,便不再组织陆路援军,由烟台退往莱州部署防御。

鱼雷艇的逃走打乱了北洋舰队的布署,对士气影响也很大,但日岛、刘公岛和北洋舰队残余军舰仍不停地反击,又击伤了扶桑、筑紫二舰。日舰遭此打击,只得停止进攻。日岛炮台在当天的战斗中,虽然击退了第二、三、四游击队的进攻,但本身也受到重大破坏而无法继续使用,丁汝昌只得下令放弃日岛炮台,清兵撤回刘公岛。

二月八日,日军继续炮轰刘公岛,靖远舰在炮战中被击伤。伊东佑亨见日岛不发一炮,才知道炮台已毁,下令明日专攻刘公岛,并在夜间再次破坏港口拦坝。这次,日军派出的汽艇安装了大量炸药,一举炸毁约四百米长的拦坝,使倭国鱼雷艇进出威海卫港更加畅通无阻了。

二月七、八日的战斗,北洋舰队损失很大,伤亡达四百余人,特别是鱼雷艇的逃跑,更引起军心浮动,岛上秩序一时陷入混乱,一些洋员和清军官员开始私下里议论投降的事。八日夜,由几名洋员出面,劝丁汝昌投降。丁汝昌明确表示,他不仅拒绝投降,而且不可能在有生之时见到此事,暗示了与岛、舰共存亡的决心。他又耐心抚慰士兵,说明如果坚守到十一日,必有救兵前来接应。这样军心才稍微安定下来。连日来,丁汝昌不断派人偷渡出港,苦苦请求援军火速解救威海之围,说:“十六、七日援军不到,则船、岛万难保全。”

二月九日,倭国联合舰队又发动了第六次海上进攻。丁汝昌登靖远舰亲自指挥还击,击毁日军大炮一门、击伤日舰二艘。在日军海陆炮火的联合轰击下,靖远中弹下沉,后搁浅在海滩上。当日炮战结束,日军仍未能接近刘公岛。在盼望援军的日子里,刘公岛的形势越来越恶化,为了不使受伤的军舰落入敌手,丁汝昌、刘步蟾在九日夜间下令将受伤搁浅的定远、靖远舰炸毁。当天夜里,定远管带刘步蟾在极度悲愤中自杀,实现了平日“苟丧舰,当自裁”的诺言。后李秉衡叹曰:“船亡与亡,志节凛然,无愧舍生取义。”

二月十一日是倭国纪元节⑧,联合舰队遥拜完毕,对刘公岛发动了第七次海上进攻。清军反击,将葛城、天龙、大和击伤。刘公岛东炮台也被击毁,北洋舰队弹药将尽,损伤累累,炮火渐渐不敌。入夜,伊东命浪速、秋津洲二舰继续炮击。十一日是丁汝昌所许诺期限的最后一天。当晚,他接到来自烟台的密信,知援军无期,于是召集众将会议,提议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奋力突围,以求冲出几艘舰只。诸将不应,自行散去。他又几次派人将镇远击沉,但无人动手。深夜,丁汝昌见事无转机,自杀身亡。左翼总兵杨永霖、护军统领总兵张文宣也随后自尽。

最后,岛上洋员假借丁汝昌的名义,起草投降书。十六日,双方代表签署了投降书,规定清军缴出威海港内全部残余舰只及刘公岛、日岛各炮台所有军械弹药。十七日,倭国联合舰队在松岛带领下,高悬军旗,徐徐驶入威海卫港。镇远、济远、平远等十舰降下龙旗,易以倭国旗,编入了倭国舰队。只剩下康济舰,解除武装后交还中国,用以载运丁汝昌、刘步蟾等六名殉国将领的灵柩。当天午后,康济舰在汽笛的哀鸣声中,迎着潇潇冷雨,凄然离港,向烟台驶去。北洋舰队至此全军覆灭。

十五、最后一搏

日军在山东荣成登陆,继而进军威海、围攻刘公岛时,清政府无力援救,于是亟望对海城发动第三次反攻,以期一举攻克,使倭国早日同意和谈,这样或许可以挽救北洋海军全军覆没的命运。光绪不断谕旨依克唐阿、长顺、宋庆及关外诸将合力反攻海城。经过准备,清军于十六日和二十一日第三、第四次进攻海城。在每次战斗中,日军的炮火均占有明显优势,数小时的战斗结果,都是清军损兵数百,无功而退。

四次海城反攻战之后,宋庆又提出一个“援海保营”的计划,其目的一是在于堵住盖平日军通往营口的道路,以加强营口的外围防御;二是切断日军盖平、海城之间的通道,以策应反攻海城之战。二月二十一日,宋庆命马玉昆率军占领大平山。同日,日军也举行了军事会议,制订了从守势变为攻势的计划。双方不谋而合地把大平山作为争夺的焦点。大平山位于营口东南三十里、盖平北四十里,为盖平至营口的通道。二十二日,中日两军在大平山展开激战,战斗从清晨持续到晚上,长达十个小时,双方都付出了重大的代价,伤亡均有四百多人。战斗的结果,日军最终战领了大平山。光绪皇帝在此战后分析指出:宋庆虽然勇于身先士卒,但作为清军统帅,缺乏总体指挥调度,致使战斗功败垂成。

大平山之战后,日军由盖平至海城的通道就不再受到威胁,同时也扫清了营口外围清军的防御。日军便按照作战计划开始了辽南战役,夺取牛庄、营口、田庄台,并派出一部占领鞍山,以牵制清军。清军果然被日军的行动所迷惑,对其主攻方向产生错觉,以为日军将北犯辽阳,以致疏忽了牛庄方面的防御。三月四日,日军集中了一万一千八百人的兵力进攻牛庄,而战斗开始时,只有魏光焘的武威军三千三百人独力抗拒三、四倍于己的敌军,桥本海关的《清日战争实纪》写道:“其能久与日军交锋者为武威军,奋死决战,力守至一昼夜,实清军中罕睹也。”李光久闻讯后率老湘军二千四百人驰援。此时日军已攻入牛庄,与两支湘军逐屋争夺,巷战多时。清军武器、兵力均处劣势,遭受重大伤亡,日军也付出了很大代价。牛庄的失守,使清军反攻海城的计划终于成为泡影。同时,营口东、南、北三面受敌,形势孤危,而且清军在此的防守兵力单薄,战斗力也不强。能战之师都被宋庆调去防守田庄台了。三月七日,日军趁势攻占了营口。

日军占领营口后,又发动了辽南最后一战的田庄台战役。从中日双方动用的兵力来看,这是甲午战争期间最大的一次陆战。田庄台位于营口北面,辽河之滨,为营口通向锦州、山海关的必经之路,也是辽河下游的重要水陆码头,有两万多人口,四面都是一望无际的平原。当时日军在辽阳南路屡战屡胜,大有进逼直隶之势,清朝廷深感忧虑。三月六日、七日,清廷接连电谕:“宋庆率全军回顾西路,是此时第一要著”,刘坤一也认为退保西路是唯一可行的方案,并指出对于双方力量的对比要有清醒的认识,不可一味攻坚,而应当做好持久战的准备。这是经历了许多重大失败之后才总结出来的正确对策。此时,清军集结了关外的所有精锐兵力,合计七十个营二万多人,希望能据辽河为防,作最后一搏,阻挡住日军的攻势,迫其停火谈判。然而事实证明,以清军屡挫之师,势难抵挡日军锐气方张之旅。

日军也动用了第一军的所有主力部队,共约两万人,并集中了山炮、野炮一○九门,数量是清军的四倍。日军在一次战役中动员如此多的兵力,在整个中日战争中也是空前的。三月九日,田庄台战役打响。由于日军的炮火占了压倒优势,三面合围,很快攻破清军防线,突入市区。相当数量的清军来不及撤退,退入民房防守。野津鉴于牛庄巷战的教训,下令将可疑的房屋全部烧毁。火焰迅速向四面八方蔓延,烧了整整一夜。次日清晨,这座数千户居民的繁华市镇变成了一片焦土。

日军攻克田庄台后,清军退至锦州、石山站。自此,北起鞍山,南迄旅大,西至营口、田庄台,辽南所有城镇要塞尽被日军占领。清军的辽南防线呈瓦解之势,湘、淮诸军锐气丧尽,已达全线崩溃的边缘。

十六、马关议和

北洋海军全军覆灭,湘、淮等军在辽东战场被击溃,使朝廷中的主战派大为泄气,束手无策,缄口不言。二月十日,光绪皇帝召见军机大臣,讨论战事,“问诸臣,时事如此,战和皆无可恃,言及宗社,声泪并发”。军机大臣们也是一筹莫展。次日,再次召开军机会议,认为除了按倭国要求派李鸿章赴日和谈外,别无它途。二月十八日,清政府通知倭国政府,准备派出全权代表进行和谈。倭国明确提出“中国应在赔偿军费、确认朝鲜独立外,并由于战争的结果,必须割让土地”。二十二日,朝廷招李鸿章进京,当天与军机大臣共同入觐。当谈起倭国可能要求割地时,李鸿章表示“割地不可行,议不成则归耳”,翁同和也希望能做到不割地。其余大臣则担心不割地,不能议和。李鸿章便请翁同和一起前往倭国议和,翁以过去未办过洋务推托不允。光绪皇帝询问海防情形,李鸿章奏答:“实无把握,不敢粉饰”。如此商议数日,计无所出。至二十五日,慈禧召见李鸿章与军机大臣,李鸿章和恭亲王奕忻都面奏须割地问题,西太后听了大为不悦,自后推病不出,命一切遵光绪旨意。三月二日,清政府万般无奈,只能同意授予李鸿章“商让土地之权”。李鸿章请训光绪后,于三月十四日乘船从天津萧然登程。

三月十九日,李鸿章一行一三十五人抵达倭国马关。二十日,与伊藤博文、陆奥宗光等人举行第一次谈判。双方寒暄已毕,李鸿章即发表大篇议论:

“贵我两国乃东洋两大国,人种文物相同,利害攸关。贵国近年进步巨大,侪身泰西各强之列,实令人钦羡不止。如阁下所知,我国尽管需要革除之弊甚多,但不如意之事常十有八九。我国与贵国提携,共图进步,以与泰西日新月异之文化争衡,并防止白色人种之东侵,此乃两国之共同愿望。今虽一时交战,终不可不恢复和平,且冀更进而为亲睦之友邻。切望贵我两国将为东亚之两大强国,以与欧美持久对抗。换言之,不仅能改变今日之不幸,进而谋求两国友谊之加深。”

(伊藤博文插话:数年前与阁下在天津相会时,敝人曾进言:贵国之现状,实有改进之必要,想阁下尚能记忆此事。但尔后贵国晏然依旧,不图改进,以至今日,实深感遗憾。)

“实感遗憾。但我国系拥有二十余省之大国,不能指望有如贵国在短期内获得异常进步。迩来虽常以素志未伸为憾,但夙愿未能一日或忘。但此次战争,反能获得两大好处:其一,证明欧洲之陆海军战术,并非白种人所专有,黄种人亦能应用,并已收到实效;其二,倭国国之如此长足进步,可以促使我国从长夜之迷梦中觉醒,得益匪浅,此实为贵国促成其奋发图强,帮助其将来之进步。今我国人虽有多数怨恨贵国,而我反拟向贵国致谢。相信我国有识之士,鉴于今日之惨败,他日必有所觉悟。此次如能恢复两国和平,以唇齿相依关系,促进两国兴盛,永保东亚之和平,则足以实现两国之宿愿。”

李鸿章以战败者的身分向敌求和,仍尽力表现出恢宏的气度,以掩盖其艰难的处境。对此,陆奥宗光评论道:“他如此高谈阔论,其目的是想借此引起我国的同情,间用冷嘲热讽以掩盖战败者的屈辱地位”。

在这次会谈中,中国全权代表提出了要求停战的备忘录。二十一日,双方举行第二次谈判,伊藤博文就中方的备忘录提出停战条件为:日军占领大沽、天津、山海关,管理该地的铁路,该地的中国军队缴出一切军器。条件之苛刻,完全出乎李鸿章意料之外。按照这些条件,一旦谈判破裂,日军可以立即拿下北京。会谈结束后,李鸿章把倭国的停战条件电告总理衙门,清政府也十分惊骇,认为万难允许。经过商议,总理衙门二十四日电令李鸿章先设法了解日方的议和条件,再作打算。李鸿章收到电文,觉得与自己的想法吻合,于是决定暂时搁置停战问题,先谈议和条款。在二十四日下午的中日第三次会谈中,中国全权代表正式撤回了停战备忘录,并要求日方出示和款。伊藤博文答应第二天交阅,同时在会谈中突然表现出对台湾的兴趣,再次令李鸿章大吃一惊。

原来,在准备与中国和谈的同时,倭国并未停止军事行动,而是把进攻的重点放到了台湾方面。在三月十五日,日军取得辽南战役的胜利后,就开始向澎湖进军,为下一步占领台湾做准备。倭国希望趁中日和谈之际,先攻占澎湖,以逼迫中国在谈判桌上同意割让台湾;即使达不到割让的目的,也可利用澎湖作为进攻台湾的跳板。二十三日晨,倭国联合舰队及七艘运兵船运载约五千倭国陆军,在澎湖登陆。守卫的清军虽极力抵抗,终以兵寡及炮火不济而失败,大部分退归厦门。二十五日,日军占领澎湖。

倭国大本营在派军占领澎湖的同时,又着手制订直隶平原作战的第二期计划。在这个计划中,倭国政府准备孤注一掷,将常备军的全部七个师团和三分之一后备部队的兵力调到前线,以对付尚拥有二十万作战部队的清军。

正当倭国踌躇满志,准备以武力为要挟,在谈判桌上大捞一把的时候,一个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就在二十四日李鸿章从中日第三次会晤返回的路上,突然遭到一名刺客开枪狙击,子弹击李鸿章左颊,急送回府邸抢救,幸而未致命。刺客名叫小山丰太郎,他认为李鸿章负责操办北洋军务,是倭国对华战争的主要障碍,早就想赴天津行刺,但是一直没有机会。他还认为倭国未能攻克北京,现在举行和谈为时过早,所以有意破坏和谈。

李鸿章遇刺的消息,引起倭国政府极大的惊骇。伊藤博文闻讯后,勃然大怒,说宁将自己枪击,也不应加害中国使臣。陆军大臣山县有朋闻讯也“立即离案大乎该匪罔顾国家大计”,连天皇也惊诧不已,派出御医前往护理,并颁布谕旨,对此事表示愤慨和遗憾。皇后还亲制绷带以示慰问。同时,倭国立即审理了凶手,小山以谋杀未遂罪被判无期徒刑。

虽然倭国政府做了种种努力,但是当李鸿章被刺的消息披露后,还是立即引起了欧美各国的强烈反响,世界舆论哗然,发出一片谴责倭国和同情中国的声音。各国也意识到倭国的胃口之大,纷纷表示不能坐视。在这种情况下,倭国政府感到仅仅在礼遇上的表示已不能帮助改善自身的形象,所以决定无条件停战。三月二十八日,陆奥宗光亲自到中国代表旅邸,在李鸿章病榻前面致无条件停战照会,规定自即日起停战三个星期,但停战范围不包括台湾、澎湖。中方力争须全面停战,被日方拒绝。三十日,双方正式缔结了停战条约。

自四月一日起,双方开始进入关于缔结和约的谈判。次日,日方出示和约底稿,并限中方于四月五日前答复:

中国确认朝鲜的完全独立地位;

中国把辽东半岛、台湾全岛、澎湖列岛永远割让给倭国;

中国赔偿倭国军费三亿两库平银;

除了中国已开放的通商口岸以外,再向倭国开放北京、沙市、湘潭、重庆、梧州、苏州、杭州,倭国国臣民可免税运进、并在中国制造一切货物。

李鸿章虽然早就料到倭国所欲甚奢,据他估计,“让地恐不止台、澎,赔费恐须过一亿亿”,但他见到底稿后,仍为之愕然。他急忙在当天把日方约稿的内容电告总理衙门。清政府多方协商,仍毫无结果。李鸿章等不到清廷的复电,而四天的期限已到,于是自行向日方作出答复,除承认朝鲜独立外,对其它部分提出长篇驳辩,指出:

◆倭国当初与中国宣战时,曾明确指出此次战争只是为了朝鲜的独立而战,并非为了贪图中国的领土;

◆此次战争并非由中国首先挑起,开战后中国也未侵占倭国土地,按理不应由中方赔偿兵费;

◆中国如准许外商在华制造一切货物,势必将剥夺百姓的生计,给国内制造厂商造成打击,国家不能不出力保护。

陆奥宗光拿着李鸿章的文章去见伊藤,说是“笔意精到,仔细周详,将其所欲言者都尽情地说了出来,不失为一篇好文章”。伊藤认为,为了避免别国“产生倭国虽胜于力而屈于理的怀疑”,应该加以彻底反驳。陆奥则认为,“一开论驳之端,彼方亦必有再三反驳的余地”,以至有招致别国干涉的危险,“与其在空洞的理论上和他们哓哓不休,还不如在事实面前使他们就范”。伊藤同意了这个意见,于四月六日照会李鸿章,请其对议和条约的全部或每条款明确提出同意与否。或明确提出某条款应如何修改,至于中国国内情况如何,并不在谈判之内。李鸿章接到照会后,只得再次向清政府请旨。

此时,清政府最高领导集团内部,正为讲和条款问题争论不决。政府中一些主战人士坚决反对向倭国割地赔款,要求整军再战。军机大臣翁同和强烈反对割让台湾,认为不战而割让未占领土,会失去天下人心。翰林院学士文廷式也指出“今日台湾之事,尤为存亡所关”,“夫战而失地,出于势之无可如何,百姓虽死亦无所怨。若割敌兵力未到之地,及偿款至万万以上,皆使中国一撅不振,不可许也。”其它大臣则认为,奉天陪都地位更重,两害宜取轻。两下争执不休。四月八日,慈禧表示不惜撤使再战,也不应放弃奉天南边和台、澎两地。当天总理衙门电复李鸿章,对于如何答复日方的和款条件仍无肯定指示,但对于赔款割地问题大体上规定了一个范围,即“让地应以一处为断,赔款应以万万为断”。日方将此密电译出,完全摸到了中方的底,随即对中国代表施加压力:希望你们能认识到倭国为战胜国,中国为战败者的事实,由于中国的请求,才开始这次和谈。如不幸谈判破裂,则倭国一声令下,六、七十艘运兵船将运载大军开往各战场,连北京的安危也将难保了,贵大臣回国后能否安然出入北京城门都成问题,你们还在这里悠悠然拖延谈判?

四月九日中方提出修正案,同意割让辽东的安东县、宽甸县、凤凰厅和岫岩州四地,以及澎湖列岛。赔款要求减至一亿两。新订商约以中国与西方各国现行约章为基准。据此,双方在十日举行了第五次谈判,李鸿章的伤势已接近痊愈,亲自参加了此次会议。伊藤提出了对条约修正案的再修正备忘录,仍坚持割让台湾全岛、澎湖列岛,同时将辽东割地的边界由北纬四十一度向南缩至营口、海城、凤凰城、安平河以南。赔款减至二亿两。商埠由七处减为四处。他指出,这个备忘录是日方充分体谅中方所处困难地位后,将日方的要求减轻到最轻的限度;为中方减少一分困难,即为日方增加一分困难。所以对此备忘录,中方只有同意与否两句话。李鸿章问,这是否意味着对此备忘录不允许再进行讨论分辨?伊藤回答说,尽管辩论,但条件不能再减。于是李鸿章就赔款和割地两项进行了驳辩,当时两人的对话中有如下一段:

李:请允许敝人略述己见。首先,赔款二万万两,数额过巨,实非今日我国所能承担。能否再减轻?

伊:如既已言明,本备忘录是在尽量予以减轻而后所拟定,实无再减之余地,尚乞谅解。今后如战争继续,赔款数额将不止于此。

李:如我方第一次复文中所详述,核计贵国开销之数,远不及二万万两。今提出如此苛刻条件,以我国一国之力,无论如何亦难负担如此巨款,必借洋债。洋债为数既多,本息甚巨,中国实无偿还此等债务之财源。

伊:敝人不敢遽然赞同阁下之说。贵国土地富饶,人民众多,富源广大无比。

李:即使我国富源广大,但尚未开发,毫无办法。

伊:贵国人多,超过四亿,比我国人口多出十倍,如欲开发富源,实轻而易举。

李:虽国大人多,无人杰可奈何!

伊:国步艰难之际,英雄辈出,至执掌国政者亦有之。即可用以开源。

李:(微笑)愿向我国政府建议,礼聘阁下为敝国宰相如何?

伊:(亦微笑)敝人一身已献给我国天皇。如蒙陛下恩准,不拘何时,亦不拒绝为贵国竭尽微力。

李:今日我国实困难至极,希阁下给以充分同情与体谅。纵令现在得以订立讲和条约,赔款金额如此巨大,将立即为世人所知晓。外国之资本家将乘我国困难之机,贪图非常之高利,彼时,我国必将陷入更加困难之境地。

伊:关于此事,以敝人之地位不能进行任何谈论。

李:当然。但另方面,若订约即不可更变,否则我国将成为不履行条约之背约行为,必将再惹贵国以背约作为再开战端之理由。故在尚未发生此种不幸之前,不能不再乞阁下减轻所提条件。切望阁下斟酌我国情形,再加以考虑。

伊:条约一旦缔结,贵国则不能不认真履行。如贵国背约,我方不得已而将再次诉诸武力,当然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李:正因为如此,敝人才不得不再请求阁下采取宽大措施,使条件减至今日我国可能履行之程度。

伊:此备忘录之条件,已充分体谅贵国情形,在可能减轻之限度内,业已减轻,因此不能允许再减轻分毫。

李:贵国为战胜者,我国为战败者。战胜者之要求,无论何等条件,败者亦必服从。但以如此苛刻条件指令我国,终非我国所能忍受。

伊:(立即严肃起来)敢问,阁下所言,可否解释为坚决拒绝本大臣所提出要求之意?

李:否,决非如此。我国政府自不待言,本大臣亦求和心切,早为阁下所谅察。敝人只是坦率表达我国之情况而已。

伊:既如此,我方除备忘录所记述之事项外,丝毫也不能减轻。

李:其次,愿就土地问题一谈。历观欧洲各国交战,未有将占据之地要求全行割让者。以普法战争为例,德国所占领之法国疆土,虽非常广阔,而实际所提出之割让要求,却极为宽大。今约内将奉天南部所占之地,要求全行割让,此外对未被占领之台湾亦要求割让,岂非已甚?

伊:否。其事例甚多,不可以普法之一例论之。

李:英法两国兵临北京城下时,彼等亦未要求割让寸地。

伊:彼另有意在,不可以彼例此。

李:即如营口而论,乃系通商口岸,东西南北货物云集之地,实为我国政府之一大财源。贵国一面命我国负担苛重赔款,同时又夺取我之收入源泉,岂非过于残酷?

伊:是乃不得已之结果。

李:(边笑边说)譬如养子,既欲其长,又不喂乳,其子不死何待?

伊:(亦边笑边说)中国岂可与孩提并论。

李:台湾全岛,日兵尚未侵犯,何故强让?

伊:阁下似乎说,未占领之土地,即无要求割让之理,贵国何以将东西伯利亚割让给俄国?

李:将东西伯利亚割让与俄国,并非战争之结果。

伊:割取台湾,在和谈上亦为合理之要求。

李:台湾与黑龙江有霄壤之别,完全不能相比。黑龙江殆为化外之瘠土,人烟稀少,尚未施政。相反,台湾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民亦服从王化,设官署置吏员,纯如本土。

伊:但在割占中国主权所及版图一点上,毫无不同之处,无须论及土地之肥瘠。

李:如此岂非轻我年耄,不知分别?

伊:中堂见问,不能不答。

李:总之,现讲三大端:二万万两为数甚巨,必请再减五千万;营口还请退出;台湾不能相让。

伊:如此,即当遣兵至台湾。

李:台地瘴气甚大,从前日兵在台,伤亡甚多。台民大都吸食鸦片烟,以避瘴气。

伊:但看我日后据台,必禁鸦片。

李:台民吸烟,由来久矣。

伊:鸦片未出,台湾已有居民。倭国鸦片进口,禁令甚严,故无吸烟之人。

李:至为佩服。

谈判结束时,李鸿章与伊藤博文握手告别,再次请求将赔款大幅减少。伊藤笑着摇头说:不能再减。遂散。

次日,伊藤致函李鸿章,称中国须在四天内答复同意与否。李鸿章一面复函与倭国争执,一面再请清廷定夺。清廷先是复电希望能以矿山、关税等主权出让而保领土,李鸿章认为不可能。清廷便允割台湾南部,必争营口。当天日方提出严重声明,对李鸿章的复函进行全面反驳,再次催逼中国明确答复。在此情况下,清政府知倭国态度强硬,担心如再拖延将招致议和决裂,大局不可收拾。因此,总理衙门于四日电复李鸿章:“原冀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如竟无可商改,即遵前旨与之定约。”马关条约大局乃定。

四月十五日,中日全权大臣举行了第六次谈判。这次会谈时间很长,整整谈了五个小时,李鸿章不惜再三恳求至每一细节。因为日方掌握了中国的来往密电,所以伊藤胸有成竹,决不肯作丝毫让步。谈判至下午七时半才结束,当互相握手告别时,李鸿章边笑边向伊藤说道:未曾想阁下竟是如此严酷执拗之人。伊藤亦笑答曰:当此商议国家大事之际,亦出于不得已耳。

四月十七日,《马关条约》最后签定,主要内容包括:

㈠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
㈡中国将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澎湖列岛永远让与倭国;
㈢中国将库平银二万万两交与倭国,作为赔偿军费;
㈣倭国国民可在中国通商口岸从事各种货物制造,并可装运进口各种机器;
㈤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等等。

《马关条约》的内容传出,朝野哗然。两江总督张之洞一周内两次致电总理衙门,力陈条约将给中国造成严重危害,请求代奏阻止议和。翰林院八十三人联衔上奏,内阁官员一五十五人联名条陈,反对和约。帮办北洋军务提督宋庆、山东巡抚李秉衡都上书要求拒约再战。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集会推举康有为起草请愿书。康有为奋笔一昼夜,写成万言上书:“为安危大计,乞下明诏,行大赏罚,迁都练兵,变通新法。以塞和约而拒外夷,保疆土而延国命……”。来自十八省的一千三百多名举人在万言书上签名,于五月二日呈递都察院。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

在倭国,明治天皇御览《马关条约》后大悦,在签约后的第三天,即四月二十日就批准了和约。同时倭国不断催促中国尽快批准条约。催逼之下,清廷焦灼万状,计无所出。批准和约,则将招致举国上下的一致反对;拒约再战,而海军尽覆,陆师疲弱,毫无把握。只好一面通过驻外使节寻求列强帮助,一面征求各大臣意见。大臣们亦无明见,只有在山海关督战的两江总督刘坤一明确反对批准和约,主张整军再战。他说:“用兵两年,需饷不过数千万,较赔款尚不及半,而彼之所费愈多。‘持久’二字,实为现在制倭要著。”

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和慈禧、光绪之间,也在进行紧急磋商。二十六日,慈禧在接见军机大臣时传旨:“和战重大,两者皆有弊,不能断,令枢臣会商一策以闻。”光绪皇帝更是“极为难,徘徊能不决,天颜憔悴”。四月三十日,他召见军机大臣,翁同和、李鸿藻倾向于延期批准和约,其它军机大臣则倾向于按期批准。五月二日,走投无路的光绪皇帝终于被迫批准和约。

五月八日,中日两国在烟台完成了批准换约手续,条约随即生效,两国结束战争状态。

和约批准后,清廷深感上愧祖宗,下慊国人,随后在五月十一日下诏宣示批准和约的苦衷:“去岁仓促开衅,征兵调饷,不遗余力。而将非宿选,兵非素练,纷纷召集,不殊乌合。以致水陆交绥,战无一胜。”“况二十年来,慈闱颐养,备极尊崇,设使徒御有惊,藐躬何堪自问!”“其万分为难情事,言者章奏所未及详,而天下臣民皆当体谅也。”

十七、三国干涉

《马关条约》签订后,在西方列强中间引起了强烈反响。中国割让辽东半岛给倭国,更使沙俄等国极端不满。条约签订以后,俄国立即联合德国、法国,实行干涉,“劝告”倭国放弃辽东半岛。四月二十三日,三国公使一起向倭国外务省提出备忘录。俄国的备忘录称:

“俄国皇帝陛下之政府,兹查阅由倭国国向中国所要求之讲和条件,对辽东半岛归倭国所有一节,认为不仅将危及中国之首都,同时亦使朝鲜国之独立成为有名无实。上述情形将妨碍远东之持久和平。俄国政府为再次向倭国国皇帝陛下之政府表示诚挚友谊,兹特劝告倭国国政府须应确然放弃对辽东半岛之领有。”

德、法两国的备忘录也采取类似口吻。德国公使还在宣读备忘录后,又发表了一段威胁性的谈话,说“同三国开战,对倭国国乃是毫无希望之事。故认为贵国对此事件并非不能让步。”三国政府在外交上对倭国提出“劝告”的同时,又在军事上向倭国施加压力,俄国命令停泊在倭国各港口的所有舰艇,在二十四小时内做好随时起锚的准备。其太平洋舰队在东海黄海和倭国海游弋示威;调东西伯利亚的五万兵力集中海参崴待命,并实行“临时地区戒严令”。德、法也军舰在黄海活动,制造紧张气氛,剑拔弩张,大有战争一触即发之势。

这一行动给了倭国政府很大震动,它试图求援于英、美,组织反干涉联盟,但英、美认为倭国占领辽东半岛对它们毫无利益可言,不愿为此得罪俄德法三国,所以不予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倭国看到外交交涉既无回旋余地,军事上又绝非三国对手。如果不接受三国“劝告”,迁延不决,一旦清政府乘机拒绝批准和约,就有可能落得辽东半岛既不能保,《马关条约》又得不到批准交换的狼狈处境。权衡利弊,倭国政府不得不最后决定完全接受三国的“劝告”,忍痛放弃对辽东半岛的永久占领。五月五日,倭国驻三国公使将此决定分别通知各国政府,并声明保留向中国索取报酬的权利。

此后,俄、德、法三国就交还辽东半岛的条件问题,又与倭国进行了长时间的讨价还价。关于赔款数额,德、法均认为,倭国放弃辽东半岛,并非对中国让步,而是对三国的让步,所以倭国不能因此对中国提要求;俄国公使认为,即使要求赔款也不宜过多,以一千万至一千五百万两为宜。而倭国则要求赔偿一亿两。经过反复讨价还价,终于在十月七日达成协议,确定由中国偿银三千万两。

十八、割让台湾

《马关条约》签字的当天,割让台、澎的消息就传到了台湾。“台人骤闻之,若午夜暴闻轰雷,惊骇无人色,奔走相告,聚哭于市中,夜以继日,哭声达于四野。”四月十九日,总理衙门电告台湾巡抚唐景崧:“割台系万不得已之举。台湾虽重,比之京师则台为轻,倘敌人乘胜直攻大沽,则京师危在旦夕。”“百姓愿内渡者,听;两年内,不内渡者作为日人,改衣冠”。唐景崧在两个月之内电陈二十余次之多,致电总理衙门力争,报告台湾群情激愤,鸣锣罢市,“绅民血书呈称:万民誓不服倭,割亦死,拒亦死,宁先死于乱民手,不愿死于倭人手!”“查公法第二百八十六章有云:‘割地须问居民能顺从与否’,又云:‘民必须从,方得视为易主’等语,务求废约,请诸国公议,派兵轮相助。”并向清廷表示“割台,臣不敢奉诏”,主张将台湾归英国保护,并出让矿山税收等权利作为报酬。两江总督张之洞也在此前后奏请拨饷银百万两给台,并电告唐说,只要相持三个月,存有一府一县,必有列强出面干涉,台湾仍可自存。清政府也试图诱使英、法、德、俄制止倭国割台,并争取到法国对台湾实行军事保护的意向。但列强因干涉还辽,不愿着进一步得罪倭国,承担战争风险,相继表示不干涉倭国占台。清廷不得已,于五月二十日电旨唐景崧离任赴京,并令台省文武官员陆续内渡。台民得旨,知已绝望,于是决定独立自救。五月二十五日,台湾士绅以全体居民名义,发表《台湾民主国独立宣言》,推选唐景崧为总统,以蓝地黄虎旗为国旗,立年号为“永清”。

台湾民主国的成立,引起了倭国的担忧。一旦台湾民主国得到列强的承认,就会在外交上带来麻烦。因此,倭国立即组织兵力实施对台湾的武力占领。五月二十八日,倭国近卫师团和海军舰队到达基隆口外,次日登陆,六月三日占领基隆,台北危急。唐景崧于当天逃往淡水,六日偷渡回大陆。七日,日军攻陷台北。十七日,倭国台湾总督桦山资纪设督府于台北,并举行“台湾始政典礼”。但台湾各地义军四起,在刘永福,徐骧,吴汤兴,姜绍祖等领导下继续抵抗。三个月的时间,日军仅占领了新竹、台中、彰化等地,而日军近卫师团伤亡及患病者多达万人,被围困在彰化,处境艰难。倭国急忙抽调第二师团及其他部队二万多人增援,九月十一日到达台北。十月,日军以四万大军分三路向台南攻击,终于在十月二十一日占领了台南。十月二十七日,桦山资纪发布告示称:“台湾全岛平定”。倭国为占领台湾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历时近五个月、大小一百多场战斗中,五万日军共有三万二千余人死伤或罹病而返回倭国,其中死者四千六百多人,日军近卫师团长、第二旅团长均阵亡于台湾。

台湾抗战的失败,最终结束了中日甲午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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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牙山在朝鲜西海岸,仁川港向约南一百公里。仁川港则是汉城的门户。
②东学党人后来并未解散,到了十一月下旬,日军大举进攻,月余平定。
③指慈禧。
④义州与丹东隔鸭绿江相望。
⑤相当于舰长。
⑥桥本海关:《清日战争实记》。
⑦定远舰枪炮大副沈寿坤语。
⑧神武天皇纪念日,一九六六年定为建国纪念日。

历史上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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